成都中院一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醉驾”造成4死1伤惨祸的孙伟铭死刑后，舆论哗然。四川高院二审，检方表示孙伟铭的主观心态属于间接故意，而不是直接故意，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今天，四川高院公布判决结果，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起车祸引起高度关注，除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外，这个以生命为代价的“醉驾案”，正在唤起全社会对生命的敬畏。

　　一审判孙伟铭死刑，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的敬畏。

　　孙伟铭的交通肇事行为不但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而且存在醉酒驾车、肇事逃逸和无证驾驶等恶劣情节，深深地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基于对肇事者与受害者及公共利益关系的总体把握，防止公共安全面临更大的威胁、遭受更大的危害，一审判决孙伟铭死刑，有“惩一儆百”的意义。从这点来说，判孙伟铭死刑，是为了表达对受害者和公众生命的敬畏。

　　二审不判孙伟铭死刑，同样是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敬畏。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后，在遇难者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悼念碑也是33块。其中包括了自杀的枪手赵承熙，虽然这名韩国人是凶手。校方认为，凶手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他心理有问题，可惜没有及时得到社会、家庭的关心和救治，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孙伟铭生命意识淡漠终酿恶果，除了遇难者和亲属直接受损外，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种行为潜在的利益受损者，从情理上讲，应该使用极刑严惩。但是，毕竟他没有主观恶意，不是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所以，如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量刑上偏重。法律是刚性的，我们也在不断地强调“依法办事”，如果民意认为需要修改法律，也应有一定的程序，而此前，情理是不能替代法律的。否则，最终可能损害真正的法治公正。

　　而且，我们对禁止醉驾的惩处，从“底线”到“严重”这个区间，是否因为过于宽松，没有做到以预防为主，才姑息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我们的“生命教育”、“法律教育”与“公民教育”是否缺失或者不足，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有醉驾行为？我们的“酒文化”是否扭曲，以至于有人将其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还有，物伤其类，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即便是有罪的生命。

　　一次，不会游泳的苏格拉底趟水过河，不慎跌入深坑。一个正在河边钓鱼的人听到呼救，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收起钓竿起身就走。后来多亏苏格拉底的学生及时赶到。不久，又有人也跌入深坑，大呼“救命”。苏格拉底和学生用一根长竹竿把那人救了上来，等发现正是那钓鱼人时，学生说：“如果知道落水的是他，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救他的。”但是苏格拉底平静地说：“不，救他，正是我们和他的区别。”钱钟书先生有一句诗也告诉我们：“此心忍死最堪哀”。孙伟铭正因为漠视他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才发生了这样的惨祸，不判孙伟铭死刑，正是表达了法律对生命更深层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