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华社记者陈正青摄(资料照片)

　　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题：执掌政权第一天--历史见证人的甲子记忆

　　新华社记者贾永、王玉山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一个男婴在河北涞源县呱呱坠地--此刻，他的父亲王明玉正行走在开国大典的阅兵方阵中。

　　得知儿子出生已是两天之后，王明玉立刻给孩子取名“王建国”。

　　“父亲是第一次穿皮鞋，脚都磨出了血泡，参加完阅兵，索性把鞋子脱下来，挂在脖子上，光着脚回来了。”而今，家住杭州的王建国对记者说。

　　在全国成千上万的“建国”中，这一年出生的"建国"达8240人。这个名字，在那一天、那一年后的中国，从此有着别样的意义。

　　新生的生命与新生的共和国一起成长，今天共同迎来生命长河中的甲子年轮。

　　开国大典

　　北京无眠。

　　作为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25岁的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忙活了一个晚上，“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那时候年轻，又激动，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苏凡时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老人记得，周恩来凌晨3点还来检查了一次。

　　天刚拂晓，工人、农民、学生、机关职员、市民……一列接着一列，涌向天安门广场。30万人，守候着同一个时刻。

　　下午3时，这个时刻到来了。

　　“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乐队立刻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当年29岁的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回忆。林伯渠是刚刚诞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罗浪说，"伴随着毛主席的庄严宣告，广场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毛主席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我们的礼炮也响起来了。”今年92岁的许欣之，当时担任开国大典鸣放礼炮的指挥。这位新中国第一个礼炮队的组建者解释：“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

　　28响，28年。从1921年7月1日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执掌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整整奋战了28年又3个月--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缕曙光，终于在这个10月的第一天，托起了新中国从此不落的太阳。

　　“那一刻，多少人泪都下来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刻！”国歌词作者田汉之子田申，时任开国大阅兵战车团代理团长。老人回忆，“听到父亲写的歌被作为国歌，更是激动万分。”

　　由检阅式和分列式组成的开国大阅兵，把开国大典推向了极致。

　　89岁的罗浪还记得，朱德总司令检阅部队时，奏起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乐曲。海军代表部队、陆军一九九师、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一师和骑兵第三师在东长安街一字排开，接受检阅。1928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的时候，队伍不足万人。今天，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红色大军，不仅战胜了国内外的强敌，而且拥有了足以捍卫新生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力量。

　　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分列式开始了--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次沿着金水河，列阵走过天安门广场。

　　首先通过广场的是新生的人民海军--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同一天，人民海军在长江边的江苏泰州白马庙诞生。这个年轻的军种从成立到出现在全国人民的目光中，仅仅5个月零8天。

　　“阅出国威、阅出军威。”直到今天，回想起60年前的大阅兵，李布德老人说的最多的依然是这8个字。这位当时只有30岁的师政委和长他2岁的年轻师长李水清，作为领队，走在受阅步兵方队的最前面。

　　“一边开坦克，一边偷偷看毛主席。短短300多米的距离，衣服都湿透了。”80岁的董来扶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董来扶驾驶的坦克，是我军缴获的第一辆坦克。今天，那台屡立战功的“功臣号”，早已被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战机轰鸣。尽管空军作为一个军种成立还要等到40天之后，但手持梭标参加红军的方槐依然和他的“泥腿子”战友们把战机驶向了共和国灿烂的天空。他们所驾驶的17架飞机，几乎是新中国那时所拥有的全部战机。

　　“因为受阅飞机还要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机群中有4架挂着实弹。”今年92岁的方槐当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老人回忆：“经过天安门上空时，我3次推拉机头，向我们的新中国敬礼！”

　　天上的轰鸣与地面的欢呼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天安门广场，汇成一个新生共和国的最强音。

　　今年75岁的侯茹贞老人同样记住了那个沸腾的日子：“当时我们还是学生，我们唱啊跳啊，在广场上彻夜狂欢，嗓子都喊哑了。”

　　聚焦北京

　　与天安门广场上的狂欢不同，此时的北京西四大街上，行人稀落。女派出所长杨晓阳手插口袋，警惕地看着四周。口袋里，她紧握着一把手枪。

　　“我们所的任务区在西四那几条街上，人都到广场去了。”83岁的杨晓阳至今仍保持着“老公安”的冲劲，接受采访时坚持让记者喊她“老杨”。

　　“老杨”是解放后西城区第一任派出所所长。在她的记忆中，北京当时的基层政权机构似乎只有派出所：“什么事都管！”但开国那天，她唯一要管好的就是确保自己的任务区不能出事。

　　全国尚未全部解放。北京，这座4天前还叫北平的古都，同样不平静。

　　当杨晓阳从街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器里听到开国大典现场声音时，便衣队长高富有正紧张地站在人潮涌动的广场上。如同一个新生的生命需要细心呵护一样，共和国在成立当天首先需要做好保卫工作。

　　“从凌晨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禁止一切车辆通过。”今年92岁的高富有回忆，“凡是能涉及到的地方，都有我们的人，有公开站岗的，有便衣。那时候相互之间联系只能用腿，一个接一个传递情况。”

　　新中国的公安保卫系统，开国大典前已基本建立健全。

　　“毛主席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公安部已是下设在政务院的一个部门，”今年80岁的孙仲毅老人经历了公安部的成立过程，“开国大典时，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就在毛泽东身后。”

　　毛泽东的身边，站满了与罗瑞卿一样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还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央在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的同时，决定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

　　“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下午我们参加开国大典观礼活动时，在广场上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横幅。”今年82岁的赵登生回忆。

　　内政、外交、司法……支撑新生政权的基石，几乎与共和国同时奠基。

　　时年65岁的谢觉哉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长。这位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老人，即使在长征路上也始终把印章挂在脖子上。他的夫人王定国回忆：“谢老说，这是人民的‘印把子'，以后还能用得上！”

　　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见证者，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凌青当时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凌青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世：他的高祖父是民族英雄林则徐。

　　“中国共产党正式设立外交机构是在1945年，那年美军派了一个20多人的观察组到延安，中央军委便组建了一个外事组，有七八个人，专职做外交工作。”今年86岁的凌青回忆，“我是科员，主要是给毛刘周朱等担任翻译。”

　　这个产生于陕北窑洞的外事组，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基础。

　　此时的凌青已是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在开国大典前一个小时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时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毛泽东的声音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同时，按照外交惯例，周恩来向各国原驻华外交代表发出公函，要求他们将公告转交本国政府。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

　　“当时，各国驻华代表在中国分驻三地，奥地利、缅甸、埃及、印度等12个国家的前驻华大使馆在南京，希腊、巴西、瑞典等14个国家的旧领事馆在上海，苏联、美国、英国等7国的旧领事馆在北京。所以这份外交公函于10月1日开国大典后迅速发往三地。”凌青说，“那会最忙的就是交际科科长。”

　　一时间，北京、南京、上海的电报局繁忙异常，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

　　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很快发到了中南海……

　　天涯共此时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作出决定：全国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三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日一大早，太阳也就刚露出个边，科长一摆手说‘升旗'，在办公楼的楼顶上，我踩着木凳子，升起了沈阳，也许是东北第一面国旗。”今年82岁的张德成老人当时是东北人民政府的职员，“那几天，沈阳完全沉浸在欢庆中，唱歌、游行，高兴得不知道干啥好了。”

　　仅仅11个月前--沈阳解放前夕，作为东北经济中心的沈阳还满目萧条。物价指数5个月内上涨了4倍，粮价涨了9倍。

　　“沈阳复活了。”一位外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时间竟是如此之短——

　　人民解放军进驻沈阳第2天，全城电灯和电话已经修复；第4天，邮电在全东北开通；第5天，电车重新行使在了这个当年全国电车线网最密集的城市中……

　　其实，在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为夺取全国政权后的“进城赶考”做准备。上海尚未解放，从各地抽调的5000多名干部就被集中到江苏丹阳为接收上海"充电"，200多种关于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小册子成了必学的教材。

　　在1949年3月5日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在要求共产党人保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中国成立时物资供应比沈阳刚解放那会儿好多了，米、油、鸡、鱼、肉、面都有，不用票，买啥有啥。”张德成回忆，“一年前还有人观望，看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城市，能不能治理好沈阳，现在，连观望的人也都高兴起来了。”

　　与城市市民同样兴高采烈的，还有千百年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土地的广大农民。

　　“上面发了几部收音机，又找了几部，大家就聚在办公室里听开国大典。”82岁的杨贵当时是河南省淇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兼五区区委书记，“七里八乡的老乡们也从大老远赶来了，还提着红枣，来听毛主席的声音。”

　　1947年9月，解放战争尚在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就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里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年后，解放区近9000万农民分到了土地。到1949年，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完成了土改。

　　“那时候县委县政府都在民房里办公，刚刚拥有了土地的老乡们经常来听县委会、政委会，就好像到自己家里一样，说说笑笑，无话不谈。”杨贵回忆，“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人们那个高兴啊，把带来的红枣都抛到了天上……”

　　在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东北、在华北，在全国所有解放了的城镇和乡村，人们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欢乐中。

　　凌青的夫人张联当时是哈尔滨外专的学生。这位今年已79岁的老人回忆：“听到广播，全体同学和市民们都跑到街上去欢呼。”

　　今年86岁的赵勇田当时是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校刊《华北军大》的记者。老人说：“我到石家庄郊区发传单，农民们说，从此中国改了年号，一辈子也要记住这一天。”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7岁的刘心武趴在阳台上，朝江对岸望去：山城重庆，满目疮痍。

　　“我们一家人都在阳台上，围聚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旁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作家刘心武回忆。

　　那一天，重庆仍笼罩在黑暗之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着大批共产党人。当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监狱，人们得知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

　　“当时不知道那个红旗怎么做法，罗广斌同志就把他的一床绣花被面拆了，又剪了5个五角星，可不晓得怎么摆法。他们就说，摆上吧，就制好了一面五星红旗。”曾被关押在白公馆的郭德贤老人回忆，“红旗悄悄地传到所有牢房里，都说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监狱里的同志，扛着我们亲手做的红旗，流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解放。”

　　时年25岁的郭德贤有幸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但更多的志士没有等到扛着红旗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妈妈牺牲时，离重庆解放只有几天。”江姐的儿子彭云说。在1949年11月14日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中，包括被人们称为江姐的江竹筠等265位烈士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

　　“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刘心武的父亲刘天演当时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解放后成了海关总署统计处副处长。

　　十月的中国，大部地区早已是“晴朗的天空”，但正如刘心武记忆中的重庆一样，在西南、西北和南方的一些地方，反动派仍在最后挣扎。

　　举国欢腾时，战将未下鞍。在那个光荣的日子到来之时，有多少能征善战的英雄将士仍驰骋在追歼国民党残余的各个战场上——

　　“1949年10月1日，部队正从江西翻越南岭山脉向广东进军。”今年92岁的宋维轼时任第四野战军43军128师政委，“部队刚刚解放了江西全境，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又接到了兵团的通报：新中国诞生了！”

　　百岁高龄的罗元发将军当时也是在进军途中听到开国大典消息的。“部队正在甘肃酒泉。广播开始时，屋子里挤满了人，桌子旁、窗沿上，连门背后都塞满了。”这位曾与杨成武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战将回忆，“浴血奋战几十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大家激动万分，有的大哭，有的大笑。”

　　这一天，陈萍所在的部队正在湖南雪峰山追歼敌人。“一大早刚结束了一场战斗。到了镇上，才知道新中国成立了。”陈萍和战友们买了些月饼和葡萄，举办了一个庆祝仪式。陈萍老人回忆，“吃过晚饭，部队又继续出发，追歼白崇禧残部。”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同样也传到了海峡对岸。

　　“我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共产党确实很厉害，这么快把一个破破烂烂的国家统一了。”当年26岁的王楚英是这一年的6月1日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另一方面，100多年来中国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百姓厌恶无休止的战争。我是军人，但也是中国人，我希望国家富强。”

　　1945年9月9日，王楚英曾以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线指挥所联络组长的身份，见证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我14岁就当兵，就走上抗日战场，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存亡、匹夫有责。这个时候看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了，我感到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作为中国人当然很高兴。”

　　1954年，王楚英借道香港，辗转回到大陆，现为南京市政协专员。

　　时间开始了

　　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新华社记者李普有幸站在领袖身旁。

　　“毛主席宣读完毕，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然后又写上‘照此发表，毛泽东'。”今年91岁的李普回忆。

　　这份名单，云集着当时各界精英：56位委员中，有27位为党外著名人士。而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也有一半为党外人士，即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主席同我们说，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生前曾回忆。

　　一直抱有出世思想的黄炎培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早在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曾赶赴延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他希望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当年为李普证婚的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48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船离开香港，一路向北。此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代表等纷纷北上，来到充满生机的解放区，来到洒满阳光的地方。

　　李普的家里至今仍挂着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开国大典时的照片。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当时中央警卫局摄影科女科长侯波。

　　“我拿着一个只能装12张底片、只有一个标准镜头的相机。顾不得危险，将身体仰到城楼护栏的外边，抢拍了主席宣告的历史瞬间。”侯波一生最珍贵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由此诞生。

　　“开国大典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那种喜悦，完全发自内心。”今年已85岁的侯波说。

　　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天的中国，几乎所有人都与侯波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具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日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来的大梦一定会实现。昨天我亲眼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上海《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开国大典后这样写道。

　　上海解放后不久，杨刚所供职的这份旧中国最著名的报纸，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归人民所有。而刊登李普开国大典报道的《人民日报》——这份创刊于河北省平山县里庄的报纸，在此前的8月1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党中央的机关报以“人民”二字命名--它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新生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那一天，诗人胡风的日记似乎有些平静：“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

　　但，诗人的内心又怎能平静！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刊载胡风的长诗，长诗的标题是：时间开始了。

　　是的，时间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