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指导室主任李宝柱在其新华博客撰文，针对“打黑除恶”问题，从浩瀚的史海资料中，总结了中国古代抑制豪强、维系民心的历史经验，指出“打黑除恶”是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其博客文章如下：

　　豪强不除 国无宁日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经验，历来为有识之士倍加推崇。历代，以得民心而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及其继体之君，在励精图治的过程中，如何继续维系民心，永保不失民心，就成了他们处心积虑想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诸如管子的“顺民心”、孟子的“施仁政”一类的政治主张，以及西汉初年轻徭薄赋、唐朝初年与民休息的政治实践，一直被奉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关于如何永保民心不失、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记载。其中，抑制豪强以维系民心，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

　　纵观我国古代历史，豪强之家恃强凌弱，兼并之族横行邑里，轻则武断乡曲、残虐百姓，重则扰败法令、肆行奸宄。其结果是，“豪夺财富入于私门，积累民怨归于公上”。可以说，这是封建社会与生俱来、并与之相伴始终的社会弊病。遍观当今现实，黑恶势力横行，说明历史的沉渣已经泛起，如不及时痛加治理，其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是历史的沉渣，如何治理？自然要借鉴古代的经验。

　　早在我国的春秋时代，随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在诸侯国借“礼崩乐坏”之机兴起的同时，封建豪强即随之而悄然登场。史书记载，当时晋国的郤氏家族侵霸他人田土、强夺他人妻室。晋厉公以郤氏“族大、多怨”，于周简王12年(公元前574年)诛灭了郤氏家族。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豪强不法和惩治豪强的最早记录。但是，在那个时代，像郤氏家族一类的土豪劣绅，还算不上是为害最烈者。因为，在整个春秋时代，诸侯擅相侵伐、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已成为历史的潮流，其所作所为，与郤氏家族如出一辙，郤氏家族与之相比，正可谓小巫见大巫。其实，《春秋》一书所记242年的历史，就是各国诸侯，即大封建豪强的行实记录。孔子之作《春秋》，其所忧者即患“诸侯擅兴、天下大乱”，其所欲者即以“口诛笔伐、讨乱臣贼子”。故《春秋》一书，实堪称我国第一部关于封建豪强的专著，其是非得失之意、治乱兴衰之迹，是孔子留给后世以求致治之法的镜鉴，是古人眼中最重要的一部“经书”。

　　到西汉初年，在秦朝已经实现大一统的基础上，汉朝最高统治者数十年间，实行轻徭薄赋，实行三十稅一制度，使百姓得以休生养息。与此同时，各地又出现了一批以贵戚和兼并之家为主体的豪强势力，并成为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严重因素。《史记·货殖传》所载“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指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豪强。这些豪强“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其中不少人是“童仆千指，富埒王者”，势小者犹能“武断乡曲”，势大者则必“威重于郡守”，就连地方高级行政长官“二千石”也往往不敢得罪他们。当时，身居高位、家食厚禄的大官，更是乘其富贵之资力，与民争利，以致“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时人董仲舒曾经愤慨地揭露豪强兼并的严酷现实：“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这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

　　现在，无论是司马迁笔下的“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还是董仲舒口说的“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于当今社会，几乎是随处可见。

　　西汉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面对豪强取重于乡里、威倾于州县，超越法度，犯奸作科，伤风败俗，侵害吏治的严酷现实，不得不痛下决心对豪强严加惩治，甚至不惜任用酷吏来绳治豪强。例如，汉景帝时，济南瞷氏宗族三百余家，率皆豪猾，当地守臣莫能禁制，汉景帝于是就命郅都出守济南，郅都到任后，立即诛杀了瞷氏宗族中的首恶分子，其余皆股栗而不敢继续为恶。后来，郅都迁官为中尉，负责京城长安的司法，其执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之皆侧目而视，私下称郅都为“苍鹰”。当时，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者，在郅都之后，汉景帝复命宁成为中尉，其执法效仿郅都，致使宗室豪强人皆惴恐。

　　到汉武帝时，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豪强之势如日中天，汉武帝遂启用大批酷吏去摧折豪强。史书有传者，如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光明等，就是这批酷吏的典型代表。这些人所到之处，必夷其豪，族灭豪猾之属，连坐奸豪之家，在某些郡县确实收到了“道不拾遗、无犬吠之盗”的效果。史书评价这些人说：“虽酷，称其为矣。”就是说，这些人执法虽然酷烈，但就其所处职位而言，还是称职的。

　　由于兼并之风无处不及，豪强之家无所不在，所以，单靠一些酷吏，势必不能彻底剪除豪强势力。这是因为，兼并风起、豪强势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正是其产生的根源。根本既存，枝叶必茂。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实际上是汉朝最高统治集团用自己的刀，割除自身的腐肉，最终只能是适可而止。因此，在汉武帝以后，豪强肆行不法的记录，仍然是史不绝书。例如，汉武帝死后，大将军霍光秉政，在平阳的霍氏家族，其奴客持刀入市而吏不敢禁，其家奴至市买肉竟砍伤屠户，霍光之子霍禹则胆敢在家中违法私自酿酒。但是，无论如何，西汉任用酷吏惩治豪强，在某些时候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对于将豪强势力抑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之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东汉末年开始，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封建豪族一直是左右国家政局、决定各个短命王朝命运的主要政治势力。其间，中原逐鹿、裂土称王者和持操权柄改朝换代者，无一不是出身于豪强之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打上了门阀政治的深刻烙印，以致世风竞以门阀世族相夸尚。透视这四百余年的历史，实际就是封建豪强的发展史。在此期间，封建豪强势力获得了除春秋战国时期之外的又一次辉煌。在那种门阀政治统治一切的历史条件下，抑制豪强是不可能成为最高统治者想要认真对待的政治课题的。所以，在记载这段历史的典籍中，关于抑制豪强的记述是不多见的。既然对于豪强不加抑制，而百姓自然就只能是饱受欺凌。因此，自东汉末年至南北朝，这四百余年的时间，对于劳苦大众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最黑暗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