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冬日,一个初三的女生走进校门,李庆明向她鞠躬,她也还礼,然后走到李庆明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校长,天气冷了,你要加件衣裳。”
一年级学生袁纵横的家长张红也记得,儿子头一天到学校上学,她送他到学校门口。起初,她并不知道有校长鞠躬这件事,但儿子背着书包走过李庆明身旁时,这个校长照例向这个孩子鞠了一躬。
这个时候,她看到儿子停了下来,想了一小会儿,便转身正对着李庆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然后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
那一瞬间,这个母亲一下子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鞠躬这个事情,但校长做了,他也照着做,我相信,这会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以后,他长大了,也会同样去尊重别人。所以,我要感谢李校长,给我的儿子上了生动一课。”她说。
今年12月24日早上,李庆明同样站在校门口鞠躬,但多少有些不一样的是,他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在向学生鞠躬之后,他还会往学生手里塞上几颗糖。
但四年级学生桑雨晴却对校长的装扮不太满意:“糖是挺好吃的,可他要是能贴上圣诞老人的白胡子,那就更像了。希望他明年改进吧。”
在桑雨晴的记忆中,看上去和蔼可亲的校长,一共和她说过3次话,谈话的内容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次是站着,一次是弯着腰,一次是蹲着的”。
“我最喜欢他蹲着和我说话,其次是弯着腰,最不喜欢他站着说话了,”这个小女孩认真地说,“因为蹲着离我最近,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
“鞠躬风波”刚刚平息没多久,2006年,李庆明又在学校里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再度引发了一场大争议。
这年暑假,学校里一个男生跳楼身亡。在一向重视安全的中国教育界,处理这类事情的通常做法,都是“家丑不可外扬,低调解决”,但李庆明却决定在学校里举行一场悼念仪式。
消息传开,一下子炸了锅。在很多人看来,让这些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死亡,容易造成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慌。还有一个教育局的领导问李庆明:“事情弄大了,万一引来了媒体,到时候收不了场,该怎么办?”
“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正视死亡,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尊重每一个生命。”面对每一个前来质疑的人,李庆明都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而悼念仪式的举行,也起到了李庆明期望的教育效果。
这个男孩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特意选择了一张男孩生前快乐地吹泡泡的照片,“来表达这个逝去生命曾经有过的最为阳光灿烂的一面”。
在低沉的音乐声中,这个班级的孩子手捧着鲜花和蜡烛,缓缓走到教室中央,把鲜花放在正中间,再将蜡烛放置在鲜花的四周,组成心形。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仪式,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
随后,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小诗,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惋惜,男孩的好朋友们也陆续上台发言,回忆起和小伙伴相处的点点滴滴。
在场的人们都哭得泪眼朦胧,李庆明无意中看见,那位之前提出过反对的教育局领导,也在人群中擦眼泪。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庆明又在学校里组织了全校师生的悼念仪式,他从巴赫的乐曲《Air》中节选出一段52秒钟的旋律,学生们双手十指并拢,低头在心中默默祈福。
如今,这种生命教育已经成了学校的常态。每天的早操结束后,学生记者团便会播报前一天世界上发生的灾难新闻,然后全校学生在《Air》悲伤旋律的陪伴下,举行一个一分钟的静默仪式。
有学生在校内论坛上这样说道:“当自己和父母之间产生特别大的分歧时,我也曾冲动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参加了‘静默仪式''后,我开始明白生命、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今后我将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留言,让李庆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这些悼念仪式,就是教给孩子们这些层面的东西,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学生,是只懂得知识技能、只懂得谋生之道的人。”他说。
“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无论是“竞选月”、“鞠躬教育”,还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是“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的超前行为”。一名学校老师说,根据自己的了解,教育局领导桌面上关于李庆明的告状信,已经有厚厚一叠了。
但李庆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甚至认为,这几十年来的“德育教育”,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产物”。
“这些年来,我们的德育教育,总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镜,“对学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们能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有情怀。”
这个50岁的校长,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校长。在一篇题为《寻找知识分子》的演讲中,他这样写道:“这4年多来,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为一所学校灌输一种独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年了,我依稀感受到这种精神已经在我校氤氲化生、凝聚成气。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时甚至得意地认为,即使我离开此地,谁也无法再轻易地抛弃这种自由精神、独立品格和高蹈情怀。”
2007年,学者丁东曾应邀到学校来访问,他旁听了一节九年级学生的历史课。课堂的主题,是4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
根据丁东的回忆,在课堂上,学生讨论起这样的主题———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类应当怎样对待恐怖主义?如何看待中国青年前几年为“9·11”事件喝彩的现象?
这些初中生,在课堂上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成人能提出多少种看法,他们也能提出多少种看法,甚至能提出许多连成人也想不到的见解。而教师的作用,则是引导学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寻求伦理的底线,不要求统一的结论”。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这所学校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艺术修养、公民意识,都有良好的发育。中国能有100所这样的学校,未来就大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