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止养宠物”到“禁用高档化妆品”，见惯了各地为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所设置的种种限制，不过没见过广州这么苛刻、严厉和繁杂的，除了规定“擅自将保障房转让、转租、出借、调换、改建、连续空置的”将收回外，还规定了29种扣分行为，比如乱停车、乱倒垃圾、高空掷物等都要扣分，两年内累计被扣分数达到20分就要收回保障房。最引人注目的是“乱吐口香糖扣3分”，这意味着吐了七次就会被收房。(《广州日报》1月6日)

　　乱吐口香糖、乱倒垃圾确实是很不文明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如此庸常的小恶，至于与享用保障性住房的资格挂起钩来，以至剥夺一个人的保障房福利吗？吐口香糖7次就收房，这样严苛、细密的规定，让人感觉到掌握规则制定权力的强者在决定弱者命运时，那种居高临下并带着浓厚施舍意味的道德霸权。

　　确实，保障性住房带着浓厚的保障和福利特性，理应进行限制。权利有“合法占有后即可排它享用”的自由支配属性，而福利不一样，占有者并不能自由支配福利，福利来自公众纳税，受助者必须按照一种符合公众期待和政策意图的合宜方式进行享用，所以享受保障房福利的人对保障房的支配必须受到限制。但限制不能乱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住上保障房后所有行为都受到限制，限制和惩罚应与滥用这种福利相关。比如转租当然应收回，因为你把福利当成了营利工具；空置意味着你不需要住房，不收回就浪费了公共福利。乱吐口香糖虽然不文明，可它与保障房的资格有什么关联呢？一个乱吐了几口口香糖的人，凭什么就没有了住保障房的资格？

　　理解广州此举是想借此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可这样的素质要求，应平等地施加于每一个市民，而不是仅仅指向住保障房者，仿佛住保障房的人素质就差一些，这样的规定中隐含着阶层歧视。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该在保障房上添加“不准乱吐口香糖”之类的道德义务，吐口香糖与住保障房并无关联，惩罚应该“罪刑相适应”，权利与责任应对应——为某种权利添加了不相关的义务，让人们承受与错误无关的惩罚，这样错位的惩罚实际上是一种株连和绑架，以保障性资格绑架公民，以文明的名义肆意侵犯公民的正当权益。

　　这样苛刻的规定和不相关的道德绑定，首先暴露了政府部门在提供保障房上居高临下的“施舍意识”：保障房是政府施舍给你住的，你在各方面就得乖乖听话，政府可以随意处置自己恩赐给你的东西。

　　其实，保障房虽然带着保障性质，属于一种公共福利，但并不是政府施舍的(即使是施舍，也是所有纳税人“施舍”的，是社会给低收入者的保障)，而是政府应承担的保障责任。福利并不是谁施舍和恩赐的，它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公民权利。在某种低收入水平上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保障房，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公民应享受到的福利权利。这种福利权利虽因其“福利性”而受到限制，但限制不能任意添加，只能在有可能损害这种福利的问题上进行约束，而不能添加无关的义务。

　　对保障房进行繁琐、复杂、苛刻的扣分管理，绑定上无数种严苛的道德要求，也是政府部门创造权力、设租寻租的一种方式。本来政府在保障房管理上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一个人只要收入水平符合了保障房资格且不违反基本规定，就可以享受到保障房，政府无权进行更多的干预。可有了这复杂的扣分规定，违反这个扣几分，违反那个扣几分，扣满20分政府就可以收回保障房，扣分理由五花八门，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分，保障房住户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了相关部门手中。进行这样苛刻的扣分管理，可能是政府创造权力的一种方法，扣分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随时可能收回住房。为了保住房子，住房者可能就不得不在权力面前服服帖帖，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依赖权力的保护，甚至以各种方式向权力交保护费。扣分是一种提醒，你在利益上依赖于权力，你必须顺从权力的意志。

　　繁琐的考评是一种数字霸权，是一种权力统治术，如今许多领域行政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典型如大学中，这个扣分，那个扣分，大学教授不得不屈服于行政官僚的指手画脚。显然，这是强者向弱者宣示一种道德霸权，我制订规则，你服从规则，我通过“吐口香糖就收房”宣示着对你命运的支配权。

　　人们之所以反感这样的道德约束，关键还在于，相比于限制平民的权利，相比于限制弱者那点儿微薄的福利，“限权”应首先指向掌握巨大资源的公权力和强者——可同属于福利，强者享有的那些福利：国企领导的公款吃喝，政府官员的公务用车，公务人员的公款旅游，何时受到过类似“吐口香糖就收房”这样严苛的道德约束？在我们的制度结构中，对公权力和强者的约束差不多是整个社会监管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严厉都用在对弱者的监管上，严厉得近乎严酷。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道德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