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拆迁制度涉及民生，民生问题应该是这一制度特别关注的问题，这也是立法者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核心主题。

　　记者：您参与的立法，专家意见稿与最终实施的法律，差别大吗？是在专家意见稿的基础上做加法多，还是做减法多？

　　王锡锌：差别很大，更多的是做减法。比如，我曾经参与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工作。学理上，行政许可涉及对自由权的限制，我们学者当时就提出“法律保留”原则：一项立法，若要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应当通过法律(而不是法规)。也就是说，把这份限制自由权的权力留给立法者，行政机关无权设限。

　　但根据事后付诸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不仅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许可，国务院的决定、命令也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许可。“法律保留”原则被彻底放弃了。

　　谁对谁错呢？不好说。如果按照“法律保留”原则，中国现有的行政许可，一半以上都是违法的。“法律保留”原则是否符合中国长期以来以行政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如果学理上一定要坚持，中国整个许可审批制度就要在一夜之间做出调整。这可行吗？

　　所以，我虽然在学理上始终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但法律最终没有采纳，我也很能理解。我仍然可以通过发表论文等学术途径予以批评和呼吁，但论文与立法是两回事，否则就是角色错乱。

　　记者：法学学者在立法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谁在主导立法？

　　王锡锌：学者之于立法，最大的作用是对立法机关专业知识方面的补充。比如，食品安全立法，涉及非常专业的技术性问题，只有食品专家可以提供专业意见，不一定非得是法学家参与。

　　法学学者要告诉立法机关这个问题应当是怎样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又是怎么规定的。这些都是建议性质的，最终怎么取舍，根本上取决于利益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