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卫生部有官员表示，中国老年人口艾滋病感染的比例在上升，这其中暗娼和嫖客的感染比例最高。专家称，多年来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都是以年轻人和流动人口为主，却忽略了老年人口。

　　中国日报1月13日报道 卫生部有官员表示，中国老年人口艾滋病感染的比例在上升，这其中暗娼和嫖客的感染比例最高。

　　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说，自2007年以来老年人口的感染病例增加了数百，南方城市尤为突出。仅在广州，去年一年50岁及以上感染的人数就超过了100人。专家们呼吁，多年来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都是以年轻人和流动人口为主，却忽略了老年人口。

　　去年十月，卫生部官员透露，在我国32万HIV阳性的人口中，70%仍为20岁到49岁。

　　郝阳说：“老年人口从来都不是艾滋防控的重点，但是今后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由于目前在疫情监测和报告方面的能力局限，老年人口中实际感染的数字可能比医生们所掌握的要更高。”

　　由于生活质量的改善，中国人普遍的寿命都更长，身体也更健康。因此，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男性的性活跃年龄会持续更久。郝阳说，有些老年人会找妓女，他们感染的风险非常大。其中很多人不使用安全套。

　　在广州一家艾滋病专科门诊外，70岁的钟平(化名)在候诊。他1999年去过几次桑拿房后感染。“我没有使用安全套。”和他一起在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艾滋病门诊外等候的还有抱着婴儿的母亲、幼童、带着脚镣的犯人、怀孕的妇女以及一对70岁左右的夫妇。

　　据统计，性传播已经取代静脉吸毒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2009年的4.8万例新发感染者中，约70%经由性途径感染。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蔡卫平说，老年人口中感染的比例在迅速上升。“每一年我都会看到更多的老年病人。”在该院收治的39名艾滋病患者中，有七人年龄在58岁以上，年龄最大的为73岁。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科的徐慧芳科长介绍，目前发现的感染艾滋病年龄最大的为94岁，根据病理学研究，很有可能是通过性途径感染。

　　郝阳表示老年人艾滋病发病在全国大多城市都有发现，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有专家表示，这种增长的发现和艾滋病血检有关。自2006年起，所有医院都会给手术病人进行这类血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汪宁指出，老年人口比年轻人得大病，需要手术治疗的几率更高，所以他们接受检测的机会也更多(自2006年起，卫生部规定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在术前的例行体检中要包含HIV病毒检测)。不过，目前我国74万感染人口中绝大多数仍为20至49岁，远高于老年感染人口。

　　有专家表示，老年人感染的数字在增加，这和大量的暗娼以及活跃的同性恋群体大有关系。他们提出，目前的艾滋病防控项目着重于大学和娱乐场所，但今后针对老年人也该推出更多的项目。

　　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万绍平研究发现，自80年代起，特别是2000年以后，暗娼行业发展迅速。“需求肯定存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一些暗娼的价格也越来越低。”

　　2009年万绍平和香港中文大学刘德辉教授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告中提到，在中国大陆有四百万到一千万的性工作者，为约6%的20到64岁的男性提供服务。部分价格低至20到50元每次，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为老人和农民工。

　　蔡卫平说一些老人在妻子过世，或者更年期性功能衰退后会去一些伪装成桑拿、发廊、按摩店的色情场所。“中国的传统是避讳谈性。所以一些老人在妻子失去性趣后，也羞于启齿。”在第八医院工作的红丝带志愿者张红梅也说，一些丧偶和离异的男性也常由于子女的阻挠而不能再婚。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教授说，社会应重视和尊重老年人的性需求。

　　74岁的北京人老黄2004年查出HIV阳性，他承认自10年前老伴去世后开始光顾色情场所，而从不使用安全套。“我觉得不用感觉更好，也从没想到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想说我觉得后悔，或者说是不怕死。我最大的担心是如果别人发现了，我的子女会被人看不起。”

　　万绍平于05、06年选取了四川省三个城市调查了1000余位嫖客，发现特别在低价格暗娼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只有约40%。这些年龄在17到80之间的嫖客中，95%承认在最近半年中找过暗娼。每个嫖客在半年内平均与11个暗娼发生过性关系，最多达90个，平均花费36元一次。

　　低价格暗娼的年龄在30到60之间，通常来自农村或者城市下岗人群，最低的10元就能成交。超过90%的暗娼表示不会坚持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他们需要钱，为了钱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万绍平估计，在这些低端暗娼中HIV的感染率达到5%。“待嫖客感染了，会把病毒传给更多的女性。”

　　彭夏民(化名)在去年12月查出艾滋病，并已处于较严重的阶段，住进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这位59岁的老人告诉《中国日报》，他还没有跟他的老伴说。“我自08年起体重就开始下降，最近得了感冒，怎么也看不好。经过一次彻底的检查，发现了艾滋病。我需要告诉我的老伴我得病的消息，以及我是怎么得病的。然后她也需要做一次检查。”

　　彭夏民说他在2000年时常和朋友去娱乐场所，然后带小姐去开房。“我是出于好奇去的，发现自己对年轻女人更感兴趣，因为她们更主动。我有的时候用安全套，有的时候不用。我记得去过七八次，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感染的。”

　　蔡卫平说，在异性性关系中，基于各自的生理结构，男性更容易把病毒传染给女性：他的妻子或者其他性工作者。

　　目前社会上对艾滋病还存在歧视，这使得同性恋、妓女、嫖客等高危人群不愿意主动接触一些预防项目。在万绍平调查过的1000多个嫖客中，只有15%曾接受过免费安全套，3%接受过性病治疗，20%收到过艾滋病预防宣传材料。仅有3%的接受过HIV的测试。当被问到如果感到不适怎么办，52%的被调查者说他们会去私人诊所，28%自己去药店买药，14%的会去公立医院检查。

　　蔡卫平说，“现在对人们讲单一性伴已经没有意义。但应提倡安全性行为。”万绍平认为，应该有更多针对低价暗娼和老年人的艾滋病预防项目。疾控局副局长郝阳指出，将在社区开展更多宣传，来告知人们，特别是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

　　自2005年起，万绍平在四川主持了一个针对低价暗娼的干预项目。这个项目是由全球基金赞助的。“我们一开始先接触低价小姐，通过她们开展同伴教育。然后通过她们认识低价场所的老板和嫖客。”

　　万绍平和他的志愿者们经常针对嫖客开展健康教育，给参加者提供小礼物。到现在的出席率都很高。“我们告诉他们不要去玩。如果去了应该怎么办，如果发现有问题了，去哪里求助。我们现场公布检测电话，就看到有人当场在拨打。”万绍平说这其实不像听上去那么难，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仅仅经过一年，项目干预过的嫖客安全套的使用率已经上升到70%。

　　长沙市第一医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王敏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更多的民间组织来加入性安全的宣传。“政府做很难，因为这原本在中国就是非法的，政府以打击为主。而单靠疾控部门也没有力量来完成这样庞大的工作。”她认为所有的社区、街道以及妇联组织都应该动员起来参与防艾。“应该把防艾列入他们的日常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