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当前的拆迁矛盾，关键是要对公共利益作出严格的界定，制止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权。《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物权法》也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行使征收权。

　　然而，在《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却扩大了征收的范围。该条规定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五种情形，“(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三)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四)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五)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第一款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宪法》的规定。第三款同《物权法》“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的规定相冲突，应予修改。最后两款属特殊情形，不在本文关于征收问题的讨论范围。

　　第二款将旧城区改建和公共利益并列，值得商榷。如果“旧城区改建”不属公共利益，那么该款就与宪法的相关规定不合；如果“旧城区改建”属于公共利益，就没有单独列举的必要。

　　那么，旧城区改建(即旧城改造)到底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呢？有人认为，只要是政府行为，就都是公共利益，一些地方官员还给旧城改造贴上了公共利益的“标签”，认为它能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拉动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

　　事实上，旧城改造近年来已在一些地方演变为大拆大建、摧毁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在征收问题上，不管打着什么名号，采用什么理由，判断征收行为是否“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关键要看收回土地使用权是为了设立怎样性质的新的土地使用权——公益性用地还是经营性用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就业、税收等都贴上公共利益的标签，否则，我们就无法对“血汗工厂”、污染企业、毒奶粉、黑砖窑作出正确的判断。

　　危旧房改造，也无法成为征收的理由。对于旧房，在使用年限内、结构安全的，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就不应拆除，而且“旧”到四五十年以上的，就应依据其价值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至于危房，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可以加固的应予加固，不拆不行的方可拆除重建。政府应尽的责任是督促业主采取危房治理措施，而不能将“危房改造”作为行使征收权的理由。

　　当然，不是说旧城不需要改善，危旧房不需要改造，而是说可整治的旧住宅区应贯彻《国务院关于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意见》“力戒大拆大建”的精神，“以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为宗旨，遵循政府组织、居民参与的原则，积极进行房屋维修养护、配套设施完善、环境整治和建筑节能改造”。

　　如何在征收问题上真正严格、有效地界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界定“公益性用地”。例如日本《土地收用法》通过列举的方式将公共利益用地明确界定为51种情况，如道路建设、公共运输、公共教育等，既严格保护了公民物权，也确保了公共设施的发展。

　　有人引用日本成田机场案例，认为保护私有财产同公益事业存在矛盾。其实，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居民抗争，并不是单纯的保卫家园的“钉子户”行为，而是在日本社会，与反对日美安保同盟、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等遥相呼应的新左翼运动和市民运动的一部分。以此来曲解中国财产权保护的意义，就有对世界史误读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