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维权群体跨地区、跨阶层联合的趋势日渐明显。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很简单。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身份认同让维权者很容易找到共同点，自然就会形成超越地域界限的阶层联合。

　　从自己了解的情况看，“维权”群体维护的都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且绝大多数都有一定道理，几乎没有因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而形成的“维权”群体，中国老百姓绝对不会吃饱了饭没事干就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让政府闹心。因此，政府要重视他们的诉求，而没有必要过度紧张，甚至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敌手从而激化矛盾。

　　更为关键的是，在一些地方，对于“维权”群体，不少官员信奉的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上访群体的人数越多，声势越壮大，当政者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就越重视。这也是“维权”群体跨地区、跨阶层联合的重要推手。

　　看看不少地方编撰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书籍就觉得可笑：规定干部在有50人聚集时应该如何如何，100人聚集时应该如何如何，500人聚集时应该如何如何。以“维权”群体人数的多少来衡量群众诉求的重要性，这是很荒谬的。

　　按照这种逻辑，人数多、闹得凶的问题就解决，难道涉及一个普通百姓的诉求就不解决？难道人数上了一千就每人发点钱买平安？实际上，不少官员就是这样盘算的。比如，入评2009年官员“雷人”语言之一的河北承德某镇党委书记，面对一位上访的66岁老人很不耐烦，让其“要跳楼到五楼”。但是，如果这位党委书记面前站的是上千名上访老太太时，估计他就“高度重视”了，哪怕下跪来平息事态他都愿意。

　　从一般性群体性事件转化为恶性事件的规律来看，基本上都是由于基层执政能力低下，反应迟钝，处理失当而导致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近年来一些重大恶性事件看似突然爆发，但实际上都经过了“民意-民怨-民怒”的过程，并非不可逆转和无法先期控制。

　　我在2007年第24期《瞭望》上将这一情况概括为“体制性迟钝”，即：当前各地党委、政府系统大都有一套完备的信息报送、矛盾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也出台了详细、规范的文件。但当社会舆情初露端倪，可能升级为社会冲突时，有些基层党委政府却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追踪、监控、防范，使事态不断恶化,出现“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不应急”的怪现象。

　　避免一般群体性事件转化为恶性事件，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公正、依法”的处置原则。当前特别要注意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声，热点敏感问题及时回应，政府重大中心工作及时向公众通报。只有树立“打主动仗，下先手棋”的传播思维，才能有效阻止流言、谣言误导群众、网民，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