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解决的过程。因此，没有零风险的社会，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稳定。不过，也要看到，社会风险不是平均分摊在过程中的，具有阶段性特征，或者说有风险大的阶段，也有风险小的阶段。

　　当前，大家的基本共识是，社会处在一个风险相对较大的阶段。所以各方面都强调要“少生矛盾、多增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有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办法去化解风险。

　　目前，我们应对风险显然是有办法的，关键要认真运用。源头控制就是有效的办法。比如说城市拆迁是当前表现较为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这个矛盾不是说所有城市都不拆迁了，正常的拆迁改造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但“蛮拆”、“任意强拆”等行为时常发生又不利于拆迁矛盾的解决。

　　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个领域内的风险就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比如一个城市动辄一年就要拆迁百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这个拆迁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拆迁补偿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居民是如何安置的，等等。

　　这些环节都需要给予认真审查，由于这个行为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因此所在城市人大部门应该列入监督审查的事项，政府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人大可以依法否决政府作出的决策。挡住一个不科学的决策，甚至是乱决策，自然就从源头上挡住了一个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整个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能只有体制内的一股力量，需要激活社会各个层面的资源。

　　拿劳资关系来说，建立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的职工维权机制没有错，但是主导不是包揽，事实上，也无法包揽，因此要创新主导的实现形式。可行的办法是，各级工会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延伸、完善维权机制。比方说，一些外来工比较集中地区的工伤矛盾比较突出，工会自身的力量很难及时、有效地提供维权服务，因此就可以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购买相关方面的服务，建立一个政府主导、工会运作的立体式的职工维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