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和谐、有序、安宁的社会，是各阶层、各群体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当前，要看到这是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大思想条件。

　　应当从三个方面去整合社会认同和积聚和谐力量。一是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引导社会各方面生长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从大的方面讲，解决一个全局性的矛盾，就要完善一批法规制度。

　　比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就是要通过税收、财政分配等政策性措施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培育社会正确的财富观点、正确的价值观和平和的社会心理，遏止“仇富”或“仇穷”社会心理的生长。

　　二是决策过程中“少一些替民作主、多一些让民作主”。各级党委政府处在决策的高端，有天然的决策优势。另外，党委政府本身有一套决策机制，有理由相信党委政府具备较好的决策能力。

　　但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决策，涉及复杂事项的决策，涉及多种利益冲突的决策，社会的期待是要公开透明，有序发动社会各群体集思广益，要允许讨价还价，要允许坐下来进行谈判，等等。显然，当前这方面的努力与社会期待还有不少差距。如何把决策变成和谐因素而不是矛盾因素，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

　　三是用好的预期去疏导社会情绪，把社会矛盾的燃点拉高。整个国家和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阶段性的目标是什么，困难是什么，人民群众可期待的生活是什么，这些都构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共同预期，预期是正向的，社会情绪和心态必然就会趋向平和，但预期如果是相反的，那么社会的情绪燃点必然就会很低，社会心态也难以整合。

　　应该说，当前的社会预期是正向的，所以社会风险总体可控可解，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关键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为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多做打基础的事，少做留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