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傅莹
傅莹很喜欢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985年,傅莹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作为早期少数公派到英国的幸运儿,到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Rutherford College)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这段经历对傅莹影响至深。在一次演讲中,傅莹回忆说:“我至今仍得益于在肯大养成的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国家生活,有机会与英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留学生进行个人层面上的交流。”
谁影响了她
那时,中西方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傅莹在肯大体验到,在人的内心深处,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加深人民之间的精神纽带,而不应在敌对意识形态的面具下相互排斥。这也与中国古代哲学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我对普世的人性有了信心。”
在肯大的学习更坚定了傅莹在不同观点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决心。无论是在参与80年代末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谈中,还是在本世纪初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努力中,这一决心帮助傅莹在棘手的谈判中悉心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提高谈判能力,打开局面。
傅莹很喜欢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当丘吉尔还是后座议员时,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已经在下议院中脱颖而出。每次在议会发言,哪怕只是提一个2分钟的问题,丘吉尔都会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在议会大厦走廊的图书架上查阅大量资料,研究事情的背景。这对傅莹很有启发。直到今天,她对自己做的每一场演讲和接受的每次采访都精心准备。
思辨的个性或许也受父亲的影响。傅莹的父亲阿民是内蒙古有名的文化人,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对哲学有较深的造诣,曾在马列学院就读。由于文革时受到迫害,阿民的余生一直病床上度过,澳大利亚《时代报》资者Nicholson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1978年,傅莹进入外交部后,每个周末,她都乘火车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在那里和父亲在医院呆上一天。”
在1977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前,傅莹和所有血脉喷张的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当时,她被分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站放电影。回想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傅莹却觉得这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锻炼了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
进入外交部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耕耘20年后,她才第一次被委以大任——1998年11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大国背景
如果不是2008年4月的那篇文章,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傅莹是谁,她很少接受过国内媒体的专访。“傅莹的原则是对外高调,对内低调。”一位接近她的中国记者说。其实,在国内,她也曾相当高调——以“阿莹”为笔名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在党校学习期间还有一篇论文《韬光养晦与外交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她没有想到,多年后,一个美国学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将“韬光养晦”翻译成:“咬紧牙关、等待时机”。“不难想像这将如何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在一次演讲中,傅莹想借此告诉英国的精英们:“语言障碍可以是影响理解的重要因素。”
弱国无外交,时势造英雄。“只有个人作用,没有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不行的。”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认为,傅莹的文章能登上英国主流媒体,说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西方是不能忽视的。
2005年12月,傅莹打破了参加墨尔本矿业俱乐部午餐会人数的记录,当天,550多名参加宴会者,都是来聆听她发表《今日中国及其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演讲。坐在返回酒店的汽车里,她思绪万千:“在从事外交工作的20多年里,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崛起需要新的外交,而中国新生代的外交人员也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傅莹并非这个行列中惟一的代表,但肯定是最杰出者之一。
傅莹经常讲,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但与此同时,树立个性化、人性化的话语系统,在对外交往中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要讲究技巧,而且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杜平认为,从中国这些年来的情况看,真正了解外国媒体和民众的官员还是太少。不用说西方人,就连天天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大概都无法接受那种几十年不变说话方式和语言。(宋鲁郑对本文亦有贡献)
八篇文章看傅莹
作为大使,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点点滴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胜楠、刘俊发自北京 外交家都能言善辩,却未必人人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根据本报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和2009年两年间,傅莹就在英国媒体上至少发表了8篇文章(不包括公开演讲)。如果将傅莹这些年来的文章和演讲稿集聚成册,它一定是一本最佳记者报道手册、辩论教材和英语阅读书。只要看看那些引人入胜的开头,就能感受到这位温柔女子内心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
北京奥运会之后,常常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奥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中国将向何处去?
文章中,傅莹以“我”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国的变革和挑战,传达中国人的感受与声音,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她写得平心静气,读者却读得激情澎湃。
真诚
《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被认为是傅莹的标志性作品,刊登在2008年4月13日《星期日电讯报》上。一位英国读者赞叹说:“文章论点清晰易懂,虽然有不同观点,但说理的方式令人能够接受。”
是说理,不是评论,更不是盖棺定论。文中,她还引用其他中国人的困惑,证明现在中国人对西方的真实心态。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实际上,最早这是一篇中文作品,完成于4月6日火炬传递结束当天,写完后,就被傅莹扔到了废纸篓里。
接下来的几天,她和不少英国学者、记者进行了争论。虽然用事实和论据说服了对方,但对方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藏独”组织有一套完善的宣传机制,会在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中国政府的声音呢?于是,那篇扔在了废纸篓里的文章被找了出来,傅莹用英文重写了一遍。
跟编辑沟通的过程相当顺利,《每日电讯报》编辑Rhidian Wynn Davies向本报回忆说:“刊登傅莹阁下的文章是在总编授权下由评论编辑决定的,过去还没有中国大使给我们报纸写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她文章的优点,很难说这反映了中国官员整体外交方式的变化。”
这并非是傅莹在英国媒体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早在4月5日,火炬传递前一天,她就已经在《泰晤士报》发表过文章《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
每次看到大昭寺门前磕长头的善男信女,看到藏族老妇人转动着经轮,看到年轻的喇嘛热辩经文,谁又能不感动于他们的虔诚。……西藏自从13世纪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56个民族的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而我本人也来自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
而最近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不能说中国对“能源贪婪”》则举了一个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例子。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有的地方非常缺水,一个村子的农民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富人放弃洋房、汽车,我们能告诉那些中国农民:你们无权拥有他人拥有的生活吗?中国的使命在于,如何使13亿人都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但要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来实现。
善良
除了外交大事,傅莹偶尔就文化方面话题发表的见解,也每每成为英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去年9月23日,《忆霍克思先生》出现在《卫报》文艺版。霍克思是牛津大学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学者,他把《红楼梦》(《石头记》)翻译成了英文,并因此而成名。傅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去年4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充满暖意,傅莹与友人一起拜访了霍克思在牛津的家。
我尤为喜欢先生翻译的开篇诗——好了歌。这首诗代表着全书的中心思想,但是,只有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当生长于富贵之家的宝玉从锦衣玉食沦落到了“围破毡”、“噎酸齑”的境地时,当他终于意识到人生的欢乐如梦一般稍纵即逝之际,全诗的含义才表露无遗。……他选择了《石头记》作为书名,还将“怡红院”译为House of Green Delight (少怡宅),似乎在回避“红”字,难免受到质疑。其实中文中“红”寓意人生最美好的事物,比如青春、爱情、财富、高贵,营造着贯穿全书的意境。
不仅写文艺,偶尔也会来篇娱乐文章。2009年11月,英国一档电视选秀节目《X元素》进入决赛的选手,居住在傅莹官邸附近。当时,英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报纸《太阳报》报道称:“驻英中国大使馆不堪附近歌迷骚扰,并向英国外交部门投诉,大使傅莹十分生气”。没想到傅莹竟在百忙之中给该报写信澄清“外交纠纷”真相——“这真是太有趣了,其实在有空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X元素》,而且我有喜欢的选手。”傅莹甚至对热门选手一一点评,并说自己的女儿也是中国《超级女生》的粉丝。
巧妙
事实上,作为大使,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点点滴滴。
去年7月5日,新疆爆发“7·5”打砸抢烧事件。8天后,一篇《新疆是个好地方》(英文标题:统一的意识流淌在中国血液中)见诸《卫报》评论版,谈到民族矛盾时,傅莹采用了一贯的比拟性表述方式:
就像在其他大家庭和多民族地区一样,民族之间有时难免会有误解和摩擦。在中国,我们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歌《我们新疆好地方》。歌词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葡萄瓜果甜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