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家洼矿难发生到国务院调查组成立，事故一瞒就是80多天。

　　曾长期在蔚县政府部门工作的张正(化名)告诉记者，“这次瞒报不成功是偶然，成功瞒报才是常态，而且主导瞒报的往往不是矿主而是当地政府。”

　　“矿主想瞒，地方官员更想瞒。”张正认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官位，而且有些官员可能还在其中占有股份。”

　　当地一位知情人认为，由于舍得花钱，蔚县方面对“7·14”矿难的瞒报工作做得已相当到位，若不是矿主李成奎得罪了一个原投资伙伴，而这个知情人又“死缠烂打”地一级级举报，矿难很有可能就被瞒下来了。

　　2010年1月20日，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在谈及矿难瞒报时不愿多发表看法，只是一味感叹，“这次是我们倒霉。”

　　据记者调查，此次来蔚县索要封口费的记者，大多数不是第一次来，很多是蔚县县委宣传部的熟面孔，“哪一个媒体的记者来过这里拿钱，下次肯定还是这个人，他们很少会再带别人来。”张正说。

　　一位了解此事的媒体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次到蔚县领封口费的记者和经常到山西“吃矿难饭”的记者是同一拨人。

　　这位知情者甚至注意到，这些后来被公安机关侦查讯问的记者，大都是山西籍，大都曾在山西工作生活过，然后打着北京媒体的旗号到矿上索要封口费。在《网络报》山西籍记者关键被张家口警方带走后，他的记者朋友还曾专门到张家口声援关键。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经常来蔚县索取封口费的记者在煤矿集中的地方都放有眼线，事故一发生，眼线就会将信息通报给和自己熟悉的记者，而当记者拿到封口费后，也会拿出一部分给眼线作酬劳。

　　《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李俊奇是从该报河北记者站通讯员耿为民处得知蔚县发生矿难的消息的，而向耿提供线索的，正是当地一名了解矿难的人。

　　“瞒了有可能成功，几率也不小，不瞒就意味着倾家荡产，民营煤矿是没有政策保护的。这次之所以敢这样从上到下地瞒，是因为之前有过瞒报成功的经历。”张正说。

　　2007年12月4日，蔚县黑石沟煤炭开采有限责任公司东翼井东三大巷发生矿难。在国家安监总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死亡人数为8人。

　　但张正称死亡的真实人数绝不只8人，在当地矿主间流传最多的版本是死亡40多人。一些矿主甚至称，在黑石沟矿难殒命的矿工达上百人。

　　另一知情人士称，国务院“7·14”煤矿特大瞒报事故调查组在蔚县调查期间，黑石沟矿难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此期间，涉及黑石沟矿难的矿主纷纷离开蔚县躲避，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新的结论。

　　瞒报矿难需要打通多个环节，关键是瞒住相关官员和记者。据调查，在打点矿难上，当地很舍得花钱，不仅能封住记者的口，甚至还能让记者写出假稿。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家洼矿难发生当天，蔚县当地很多人就知道了，但不论是正规举报渠道还是网上发帖，都没有见当地人发出声音。张正称，当地很多人赚钱的渠道和煤矿相关，表面上看矿主是两三个人，但背后的小股东其实很多，当地稍有能力的人都在矿上有股份，没能力的也可以在矿上和煤场弄个事儿做。

　　当地出租车司机赵师傅告诉记者，以前蔚县的主要产煤地南留庄镇外地矿工占到七八成。矿工挣钱后经常会到县城消费，出租车司机就此每天都可以拉几个活儿，但自从小煤矿关闭后，现在一个月也碰不到两三个。“我们老百姓也很厌恶那些不顾人死活的小煤矿主，但这些小煤矿一旦全关了，又会影响我们的收入和生活。”

　　在张正看来，所谓的瞒报其实就是一级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与记者之间掩耳盗铃般的游戏。

　　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蔚县宣传部原来的官员纷纷被追责受到处分时，他曾有过将曾来蔚县收取封口费的记者名单曝光出去的想法，但“这个事情又会牵涉到我们宣传部，还会牵涉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