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中产阶层消亡”

　　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向来不同，因此在判断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这一命题时，也并无定论。乐观者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而相对悲观的一派则认为，“掠夺式经济使得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和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

　　但是，无论中产阶层是增加还是分化，研究者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际遇，都深表忧虑。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一个“被消失”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就有多大伤害。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陆学艺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觉得衡量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从规模上讲，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在扩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陆学艺：所谓中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概念，按收入划分是不对的。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你的职业、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能否达到一个水平。依据则是一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的多少。中产阶层也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层群。如果说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工人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主体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万的中产阶层，六七十万个老板，二三十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

　　唐钧：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产阶层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收入也就是财产的多少，至少应该有车有房，包括贷款买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个标准是职业声望，也就是原来社会分层视野中干部、工人、农民之后的多样化的职业人群。第三个是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面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客观要求，一个主观要求。他们大概分布在中国这个金字塔的55%到80%之间，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条件。所以，大多数人是准中产。从政治学角度讲，只有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才可能稳定，但我们现在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有可能越来越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大多流入了“蚁族”的大军，生存状况堪忧，很难补充到中产这个阶层里来，我们应该如何拯救这些中产的后备军？

　　陆学艺：不可过分宣传大学生就业难，宣传越多越糟糕。现在毕业生是市场双向选择，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一年两年定不下来自己的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唐钧：大学生就业困难，毕业出来就失业，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业天地，很多的岗位被我们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务员领域，招的少报的多，竞争激烈，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真的不多。跟中国十三亿的总人口来比的话，中国的公务员大概七八百万，政府里面事业单位的人大概三四百万，加起来一共不到一千二百万，绝对不多。事业单位改革从1998年到现在也没有进展，公务员的人手其实很紧张，还有社会服务的一些领域等等，很多岗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卡死了。所以说中产阶层增加还是减少，是社会制度安排的一个结果。

　　对大学生的过度关怀也是一种歧视。我认为对大学生就业的帮助应该只做不说。只要该放开的政策和领域都放开，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自己会创造出岗位和天地来。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们的采访中，大多数中产阶层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焦虑之中，过多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失去了中产的生活品质。引发中产阶层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钧：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它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

　　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最惨的事情莫过于贫病交加。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兰德的调查报告中，很多中产阶层认为自己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沦为中下阶层，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中产阶层的流动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陆学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贫富差距太大。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超过1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掐死。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阐述了日本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80%的中产阶层在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会过渡的危险？如果有的话，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钧：全球化给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制造业迅速的发展，中产阶层上升速度就会非常快，但是，对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工厂外移，他们原来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会失业。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说日本的M型社会要成型了，中间阶层在坍塌，两头在增加。

　　今后的中国也会有这种趋势，如果房价无限制地飙升，早买房或者有几套房的中产阶层的财产会越来越多，而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就是说，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中国也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在制造业的发展中间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因为房子而消失殆尽。

　　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型，其实就是中产阶层消灭的社会新结构，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也必将使贫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现在大部分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等权贵阶层，这种财富集聚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但贫富分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却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贬值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中产阶层越来越少或者消亡了，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陆学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钧：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政治后卫，经济前卫的中产阶层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而在当前危机过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凡是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而且中产阶层意识是最讲究“理性”的，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要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这会使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合格的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要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