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度重视县委书记层面的吏治，4次到中央党校接受培训的“副厅级县委书记”李昌梧解析“县政之重”、“县政之难”

　　“郡县治，天下安”，县级政权是离基层最近的政权。两千多年来，县政一直是中国政权架构中最重要的单元。

　　近年来，县委书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县政被视为重中之重。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县委书记队伍的建设，并下发《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新任县委书记要到中央党校等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接受任职培训。

　　今年3月初，全国县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开班，390名2008年11月后任职的县委书记参加了这期培训。

　　现任湛江市委常委、雷州市委书记的李昌梧曾先后4次到中央接受轮训。李昌梧出身基层，在县委书记的职位上已经工作了10多年。近日，他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就“如何做好县委书记”畅谈了个人的感受。

　　文/图 本报记者曾向荣、关家玉 

　　培训日益密集，在中央决策层的视野中，强化县级政权在行政架构中的地位已刻不容缓。加强县委书记队伍的建设，是全国大局稳定的基础。

　　“县官”上学

　　到中央党校受训4次

　　2002年，中央组织全国部分县委书记进行集中培训，作为广东省的7位代表之一，李昌梧参加了这一次培训，当时他担任湛江市麻章区委书记。

　　记者：李书记，你多次参加中央对全国县委书记的集中培训，能介绍一下你参加培训的情况吗？

　　李昌梧：这种培训我参加过4次，最长的一次为期半年，都在中央党校。

　　记者：最早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李昌梧：第一次是在2002年8月，培训了半年时间，那是中央第一次对全国的县委书记进行集中培训。中央党校专门设立了县委书记班，重点培养有前途的、短期内能进步的县委书记，分设了5个小班，总共200多人。

　　当时我还参加了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那时候我想，既然来了中央党校，就得好好读些书。我考的是国际政治专业，条件很艰苦，早晚都读书，连走路的时候都在背书。考试很严格，有哨兵看着，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通过入学考试后，我就回来了，一边在职读研究生，一边工作。

　　2006年，县委书记们又到中央党校，参加主题为“新农村建设”的培训。那时我已经到雷州担任市委书记两年了。

　　2007年12月，全国的县委书记又一次集中培训，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主题是“学习十七大精神”。

　　高层授课

　　中央领导 部级干部

　　记者：2002年第一次培训主要学习什么课程？

　　李昌梧：主要是理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目的是提高县委书记的理论水平。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是中央党校校长，他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还和我们聊天。2003年2月我们毕业的时候，曾庆红出任校长。

　　记者：谁担任你们的老师？

　　李昌梧：平时由中央党校的老师授课；每到大课，就有中央领导、部级领导来给我们讲课，每个月都有两到三次这样的大课。半天讲课，半天讨论学习，还时不时来次考试，我们紧张得不得了。

　　记者：你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集中关注什么问题？

　　李昌梧：我们分成了好多个组，一组十几个人。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见解，喜欢讲讲本地的特色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聊聊各地的地情和民情。

　　学成归来

　　用“乌纱帽”促基层干部负责

　　从中央党校结束培训回到湛江后不久，李昌梧于2004年被提拔为湛江市委常委，同年7月，他被派往湛江辖下的雷州，兼任雷州市委书记。

　　这位“副厅级县官”上任之时，雷州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是一个“群众上访大县”。境内各色霸强横行，涉枪案频发，治安形势差，令人“谈雷州色变”。

　　记者：当时雷州黑恶势力很猖獗，令人“谈雷州色变”，治安形势比较严峻。

　　李昌梧：是的，雷州曾经是一个治安难点，因此省委、市委决定派一个会讲雷州话、对雷州比较了解、敢作敢为的人担任雷州市委书记。我被选上了，感觉责任重大。

　　记者：这些年来，雷州树立了广东省农村维稳工作的典型。你总结了哪些经验？

　　李昌梧：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定位好，镇委书记、镇长要管好队伍，稳住上访人员。如果处理不好，出了问题，就要找你问责。分清责任，把责任落实与各级领导干部的“乌纱帽”挂钩。近些年来，按照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我们处理过一些镇委书记、镇长和村干部，对他们给予免职处理或者调离岗位的处分。

　　其次，我们按照“谁主管、谁排查、谁调处”的属地管理原则，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了全面排查，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并通过领导下访日进行调解，把一大批拖延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妥善解决。

　　再次，对于各种欺行霸市的违法犯罪活动，从重从快予以打击。我们还“花钱买平安”，财政拨出专款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

　　“县官”角色

　　一把手影响民风“官风”

　　事实上，县委书记李昌梧出身军营，退役后在商界历练多年。他有过治理企业的经验，曾在短时间内使一家濒临破产的糖厂扭亏为盈。他的管理才能就此引起了重视，1993年，李昌梧从厂长的位子上被直接提拔为徐闻县县长。他说，“这真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跨越，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考验”。

　　1999年8月，李昌梧担任湛江市麻章区区委书记，成为全国众多县委书记中的一员。

　　记者：县委书记是个十分特殊的角色，从1999年到现在，你就任县委书记已经有10年之久。你如何看待县委书记这个角色？

　　李昌梧：县委书记不能同一个处级干部相提并论，一个县少则几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古语云，“郡县治，天下安”，中组部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把县委书记放到了地方党组织的重要位置。

　　县委书记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个思维都可能影响到很多人。县委书记有博大的胸怀，看问题、用干部无私无畏，就能使这个地方民风好、干部风气好。如果一味谋私，这个地方就是死路一条，风气就会乱，问题就会变多变大。在某些地方，县委书记控制不了局面，换个人就稳住了，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你认为县委书记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

　　李昌梧：县级政权是离基层最近的一级地方政权。我认为，作为县这一级的领导，需要提高担大任、促发展的能力。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无私无畏，有事业心，有责任感；要有应变能力，灵活和扎实相结合，不固步自封，要敢于作为。

　　其次，要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敢做敢管，敢于面对彪悍的势力。比如我们到去年为止抓了1000多人，每年抓获犯罪分子300多人，黑恶势力一露头就打，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我刚来上任的时候，这里有路霸、狗霸、虾霸、鸭霸、车霸、戏霸、蔗霸、螺霸等一系列的“霸”，这些“霸”现在几乎全部被打击、取缔和控制了。

　　权力过大？

　　县委书记已成高危职位？

　　作为一个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其行为是否廉洁，对当地风气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有人说，当前县委书记已经成为“腐败的高危岗位”，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和中央决策层的关注。

　　记者：有人说，县委书记大权在握，这一职位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你的感受而言，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否真的存在过大的问题？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否缺乏有效的监督？

　　李昌梧：县委书记的权力大还是小？这得看你是一心为公还是出于私心。如果当干部只是想“捞”，就不只是县委书记这个角色容易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取决于这个县委书记本人的素质，而不在于这个职位。身为县委书记，把钱看淡，把权力看淡，把关系看淡，做事情扎扎实实，“送不要，请不吃”，我相信肯定不会出问题。

　　县乡财政

　　像一张“头脚难兼顾的被子”

　　基层财力不足，县乡财政困难，这是当前我国财政体制的现实。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缺少支柱产业，工业发展缓慢，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用李昌梧的话说，是“中央财政喜气洋洋，地方财政哭爹叫娘”。在欠发达地区，“财政就像一张被子，这张被子盖了脚就盖不到头，盖了头又盖不到脚，缺口太大”。

　　记者：最近人们在讨论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目前在县乡一级，财政困难的问题是不是比较严重？

　　李昌梧：欠发达地区的确存在这个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地方经济发展不够快，另一方面也与财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比如1000万元的增值税，中央拿了750万元，250万元留给地方，地方承担着大量事务性工作，财政却要依赖转移支付，这就使发达的地区更加发达，欠发达地区更糟糕。对欠发达地区来说，我们要“挖地三尺保税收”，而发达地区税收多，好办事，从而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个政策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记者：目前雷州的财政状况如何？

　　李昌梧：去年雷州市财政本级收入是2.7亿元，财政总收入14亿多元。但是我们吃财政饭的有3万人，我们的干部现在平均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今年预算缺口达到2亿元，怎么够？我们的财政收入从2004年的不足1亿元翻了一倍多，但与庞大的人口比起来还是远远不够。

　　我们的财政，就像一张被子，这张被子盖了脚就盖不到头，盖了头又盖不到脚，缺口太大了。比如现在，靠转移支付，我们财政一年只能给每个镇3万元。一个镇的运作，3万元怎么够？

　　记者：你认为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改善县乡财政状况呢？

　　李昌梧：政策上讲，中央现在的政策是，要调动县乡大力发展工业、培植税源。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县，招商引资搞工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工业发展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税源少，大量的民生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地方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发展就会越来越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记者：应当怎样改变这种局面？

　　李昌梧：地方工业发展起来，财税状况就能得到好转。我们现在准备建一个发电厂，国家批复后，我们的财政状况会有所好转。

　　我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单靠地方招商引资是不够的，我们希望省里能够有计划地安排一些工业项目到偏远落后地区来，给予适当的扶持。

　　我们希望财政政策能够有所调整，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的倾斜。对雷州和顺德，就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

　　“省管县”

　　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

　　当前中国的行政架构，是“中央——省——市——县”四级体制，“省管县”改革，是要把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改为由省替代市对县进行直接管理。实行 “省管县”模式，涵盖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各个方面

　　记者：广东目前正在推进“省管县”战略，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中，有不少地方提出要推进“县(市)改区”。你如何看待省管县、市管县或县(市)改区？

　　李昌梧：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有利于减少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审批环节，提高效率，使政策传导机制迅速到位，降低“行政成本”，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责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某种意义上，对地市级政府来说，事权变小了，但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松绑”，让县市级经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经济体，推动县域经济良性发展。对县级政府来说，放下来的权力就是生产力，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