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这些“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煤矿诈钱。

　　一炮轰出两“记者”

　　今年2月18日，山西省原平县长梁沟镇炸毁“黑口子”的一声炮响，旁边的大三沟矿死了人。令人吃惊的是，在死伤者中，不少是“记者”。

　　据侦办此案的一位民警透露，被炸的“黑口子”，矿主叫薛小峰，是原平大牛店镇神山二村人，曾在《山西市场×报》忻州记者站工作过，后仍以“记者”身份活动，现已在逃。而大三沟“黑口子”盗采者5死3伤，其中亦有人拥有记者身份。

　　在太原市中心医院内科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另一名“记者”王贵元。他是大三沟“黑口子”老板的哥哥，也是事故中的受伤者之一。王一听我们是来采访的，第一句话是“咱们是同行，我是中央电视台数字电视的”。而他的一张名片，显示其为《山西日报－能源周刊》编辑部、记群部主编助理。

　　谈到“采访业务”，王贵元摇头慨叹：“现在的少数记者不自重，到了矿上三百也收，五百也收，坏了行情。”

　　“记者”的致富之道

　　尽管假记者的“业务”和真记者一样，涉及几乎所有领域，但最集中的领域仍然非常明显，那就是“矿上”和“路上”。假记者群体活动主要场所或涉路、或涉矿，其活动地点，通常是“黑口子”、运煤公路各大煤检站、超限站和交警队执勤点。

　　以山西产煤大市忻州为例，假记者最经典的“采访路线”，是“跑宁武、长梁沟”和“云雾峪”——前者是无证煤矿最集中的区域，后者则是108国道山西煤焦出省检查站所在地。

　　敲诈的通常情况是，一行两三个“记者”来到矿上，指出老板在“违法生产”，并出示“证件”，对违法行为予以“痛斥”。老板要先诉苦，然后约过领头的人，给“车马费”予以打发。

　　给多少钱、怎么给则是一件颇费斟酌的事：给得少了不行，打发不走；给得多了也不行，会有更多“同行”马上闻风而来。给得爽快，来的人会更多，而磨缠太长不行，有的“记者”会掉头就走，直奔政府，政府再责令黑老板处理，钱会花得更多。至于“车马费”的普遍水平，原本大致在1000元左右，但随着“记者”的增加，眼下已如病床上的王贵元所慨叹的，跌落到三五百元左右。

　　有时候，敲诈往往针对的是一家煤矿，掏钱的却是当地一片黑矿，这被称为“同行互保”。在黑矿聚集的地区，有时会来一两个真记者，或是能发稿的假记者，他们采访后会形成文字，并以“引而不发”的策略吓唬当地基层政府官员。基层政府为不被曝光，常常会严令被“逮住”的矿不惜一切代价摆平事件，否则整个地区都会有被集体停产的“连坐”之忧。这时，一种“合作互保”的方式就出现了：被逮住的矿出大部分，周围所有黑矿都给它赞助“摆平费”，力争让这一个矿顺利解决，不殃及池鱼。

　　后来，一些被敲过的“黑口子”老板，逐渐也想方设法弄到“记者”身份。因为他们发现，记者身份除了可以敲诈，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在长梁沟镇，一个镇干部就叫苦，“韩家沟的煤矿是记者开的，谁敢惹”。

　　无业青年纷纷当“记者”

　　“当记者”，在忻州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

　　忻府区南合索村的“记者”在当地被戏称为“花圈帮”，这是因为其中心人物十多年前做花圈为生，后来当了“记者”，印的名片叫作“中国法律权益保护新闻调查中心《法制信息视点》编辑部编委会委员、处级调研员”，要“为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提供最新最准最实用的决策信息”。

　　这位当地有名的“记者”曾在忻州做过一个著名的“采访”，在当地广为流传：一天，阎某带着老婆去一个交警队“采访”，发现一女交警穿着拖鞋来办公室，马上大喝一声：这还像执法机关吗？看看你什么形象！还穿拖鞋上班！

　　而在曹张乡的“记者村”令狐庄，则以一批薛姓“记者”闻名。他们中的许多，原来本是牛贩子，在2001年左右忻州假奶牛事件被曝光牛生意式微后，改行做了“记者”。

　　神山村的村民多姓贾，大家见面都以“贾（假）记者”称呼调侃。他们中的许多本是干煤炭运输的，熟悉黑煤矿和煤卡子中的一切奥秘，敲诈自是几乎百发百中。

　　假记者收益远大于风险

　　一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私下分析道：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来衡量，当假记者收益远远大于其风险。他们本身就是农村闲散人员或城镇无业者，就是被抓获被拘留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被抓极其偶然。而每天寻找他们本来就很熟悉的身边有权有钱者的毛病，进行敲诈，则是轻车熟路的生财之道。这些人喜欢冒充记者，是因为记者既有一定的社会稽查的软权力，又不属“国家工作人员”，不会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罪名。

　　在忻州，假记者是有“山头”、传承和族系的。一拨经常在一起的假记者，基本都会有一个核心人物。不同帮之间通常不会争地盘，有时还会亲密协作——一个黑口子，你去过了，我还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