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阿利想离开这里。他的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衣服整齐，身体也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他不喜欢这里的封闭，也不喜欢别人替他做好本应他自己做好的事情。

　　起码在物质上，他很少比现在过得更好。他的老邻居们都记得他在五队的房子，当时，他患了病，妻子和孩子已经搬离。他独自将房门锁住，冬天不生火，也不盖被子，喝着菜窖里渗出来的生水，拒绝任何人前往探视。

　　如今，郜阿利住过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家，那段生活也逐渐变成人们越来越少提及的悲惨往事。对很多知青来说，北大荒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返城、工作，有的变成富商、教授，有的仍旧普通。

　　但对于知青科里的50多个知青来说，那段艰难的岁月一直没有离去。友谊农场的姜盈国是拖拉机手，那原本是一个风光的职业，有一次，他开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是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那个假想的受害者跟了他一生，尽管知青年代在那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环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李文魁是哈尔滨人，1971年精神突然失常，据说是因为爱情。康金环是当地女人，有丈夫，有孩子，却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李文魁。李文魁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康金环则尽心地在现实世界中照顾他。等到媒体发现并报道这件事时，李文魁已经不声不响地被她照顾了30年。

　　据说，这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拨出3000万元，为知青精神病人设立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直接原因。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这样的病人在北大荒有100多人。

　　安养中心设立在佳木斯市。这里是当年知青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站。当年，这里从年轻人到年长者，都被要求背诵16个字的“北大荒精神”，如今，这16个字很多人已经记不准确了。

　　几年前，在市区的松花江边上，一个巨大的广场被耗巨资修建起来，上面刻着回城后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离广场不远的安养中心里没有“知青代表”，他们的名字在北大荒的历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知青科的年轻护士郝姗姗，母亲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听说来的。如今，她开始照顾这些与母亲分享了同一场历史的老人。

　　农垦第二医院的院长黄春光也在农场长大。他和最晚来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龄。担任医生后，他为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犯过错误”，替他的病人们开了一些并不属实的诊断书，因为他实在不忍伤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的命运又一次和知青发生了关系。“命运真是奇妙。”黄春光感叹说。

　　更让他感叹的是，他的这些病人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来到这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坐在淡紫色的窗帘底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