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以后，刘进元曾几次重访北大荒，并看望郜阿利。对于这个他当年并不是特别欣赏的老朋友，刘进元觉得自己有一种一起度过青春岁月后留下来的感情。由于不爱说话，郜阿利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在他的邻居和旧日朋友心里，他“普普通通，既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就是孤僻和固执，只有一个已经过世的老朋友的妻子记得，他碰到上海人，话会多一些，偶尔也说几句上海话。

　　因为不擅于表达，郜阿利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教师。据说，这个大学里物理和数学都很精通的高材生，对着一屋子高中生，居然连最基本的命题都表达不好。

　　即使是在盛行一时的“批斗”风潮中，郜阿利也是个沉默的人。他不合群，从不参加当时流行的时事辩论，从不在批斗中举手发言。当年的指导员赵相银记得，当那些积极的知青们面对走资派义正辞严、到处串联闹革命的时候，郜阿利所做过的最“积极”的事情，就是和一个比他大的女生一起对着报纸，学习马列主义。

　　如今，赵相银已经80岁。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一家挂着毛泽东画像的饭店里，他微笑着谈论起当年：“睡一觉醒来，组织说没就没了。”

　　作为组织的代表，赵相银也很快被打倒在地。这个参与开发了北大荒的老战士戴着高帽子接受批斗。那些平时熟悉的知青，如今一个个站在他的反面。他记得，这个时候无人能够缺席，即使是最不合群的郜阿利，也参与了一个名叫“红联”的派别。

　　当时，郜阿利的队友，一个天津人，因为说了几句对江青不恭敬的话，被关起来，打得半死。不过，当年的队长和指导员们都表示，他们所在的五队，是比较温和的队伍，“没有打死过人”。

　　赵相银并不了解郜阿利的个人生活。但作为领导，他记下了郜阿利鲜为人知的一面。运动刚开始，郜阿利每天都要单独找到他谈自己的看法。平素默不作声的郜阿利，此时往往滔滔不绝，他看不惯运动中的很多事情，看不惯打人、批斗，他觉得这很不正常。

　　另一个关于郜阿利爱打抱不平的故事，则在张恩亭那里得到了印证。一个叫李英云的女知青，和郜阿利都是北京人，当时分在五分场做播音员。据说，这个漂亮的女孩不知为何被批斗。这让郜阿利感到不平。

　　一天晚上，郜阿利写了平生唯一一张大字报，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然后贴到了五队的红色大礼堂里，为李英云鸣不平。

　　张恩亭记得，那时候，大字报用绳子挂起来，占据了礼堂的大部分空间。现在，大礼堂早就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里面覆满了枯草和积雪，郜阿利的那份大字报，也早就不知所踪，甚至很少有人曾经注意过。

　　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内向的大学生患病之前的故事，人们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