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学子”制作的论文连环抄袭链

　　日前，本报编辑部收到一封读者邮件，题为《史上最牛的连环抄袭门》。

　　所谓“连环抄袭”，是指一篇A医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10多年来被不同的医生反复抄袭。结果出现B抄袭了A，C又抄袭了B，D抄袭C，最终E不仅抄袭了C和D，同时，还把A列为参考文献的情况。

　　署名“中大学子”的举报者通过比对认为，仅一篇讨论“宫腔粘连”的论文，就遭遇了16个单位25人的6轮连环抄袭。

　　“其他学科学术造假，要么是扰乱学术研究，要么造成经济损失，而医学领域造假，则可能会危害生命。”“中大学子”在举报材料中写道。犹豫再三，“他们”最终决定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

　　截至目前，在这份不断更新的举报材料中，涉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医生达70余人。

　　调查别人的举动最初是从调查自己开始的。

　　通过网络与“中大学子”取得联系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得知，“中大学子”是两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其中一位来自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今年1月，两人的毕业论文初稿完成，因为担心自己论文中的引用部分被当做抄袭，他们找到一款反抄袭软件进行比对。发现没有问题之后，“出于好奇”，他们查对了本院部分师生的文章。

　　结果有了意外发现。一篇由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宋玉萍等发表在四川《实用妇产科杂志》2007年8月第23卷第8期的论文《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44例临床分析》，涉嫌抄袭中大医学院侯红瑛、李小毛、郑军生等发表在辽宁《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9年8月第15卷第8期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66例临床分析》一文。“中大学子”比对后认为，“抄袭率超过90%”。

　　另一篇是山西保德县人民医院王弘发表在《实用医技杂志》2007年10月第14卷第30期的《产钳术失败7例分析》一文，涉嫌抄袭中大医学院李小毛、沈宏伟、李大慈发表在《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6年第12卷第3期的《产钳术失败8例分析》一文，“抄袭率也超过90%”。

　　有了最初的发现之后，“中大学子”从几名涉嫌抄袭的医生入手开始调查，结果发现，广西柳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檀德馨和浙江省平阳矾矿医院潘芝芬发表在《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7年第13卷第6期的《刮宫术后宫腔粘连185例分析》一文(以下简称“檀文”)，遭到16个单位25人的6轮抄袭，形成了一起“连环抄袭案”。

　　“中大学子”通过查阅比对发现：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妇幼保健院的王净等发表在《当代医学》2009年7月第15卷第19期的《无痛人工流产术后宫腔粘连35例分析》一文和四川省宣汉县双河中心卫生院白晓红发表在《中国医药指南》2008年9月第6卷第18期《无痛人工流产术后子宫粘连临床分析》一文，都涉嫌抄袭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宋玉萍发表在《中华现代妇产科学杂志》2006年第3卷第7期的《无痛人工流产术后宫腔粘连40例分析》一文。“中大学子”认为，“除了一些数据外，王净等几乎是一字不漏地抄袭宋文。而白晓红这篇文章，只是去掉了宋文的前一段和后一段，整个文章与宋文中间部分，几乎一字不差。”

　　——宋玉萍这篇《无痛人工流产术后宫腔粘连40例分析》，除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其余文字涉嫌抄袭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谢芳文发表在《职业与健康》2002年8月第18卷第8期的《刮宫术后56例宫腔粘连分析》一文。

　　——谢芳文的这篇文章，涉嫌抄袭同单位吕继华发表在《宁夏医学杂志》1999年第21卷第11期的《刮宫术后56例宫腔粘连分析》同名论文，只是在收治病例的起止时间上做了变动，其他原样照抄，连数据也是一样的。

　　——山西长治潞安集团王庄医院吴雪芳发表在《中国现代医生》2008年3月第46卷第9期的《79例流产及刮宫术后官腔粘连分析》一文，多个段落涉嫌抄袭吕继华文。其结尾的体会部分，则涉嫌抄袭檀文。

　　——吕继华的论文涉嫌整段抄袭檀文。虽然在许多地方不同，但文章主体部分的抄袭仍然超过一半。

　　——江苏省金坛市水北中心卫生院郑玲娣发表在《中国社区医师》2007年第18期(综合版)的《刮宫术后宫腔粘连146例临床分析》一文涉嫌抄袭檀文。

　　——江苏省南通市狼山医院张凤琴发表在《交通医学》2003年第17卷第2期的《刮宫术后宫腔粘连85例分析》一文，涉嫌抄袭檀文，数据也只是略作调整，整数部分一样，只有小数点后不同。

　　为了让人们直观地了解“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中大学子”特意制作了一份像食物链一样的图表。檀德馨和潘芝芬位于最底端，其他的名字都密密麻麻地指向了这两位原作者。

　　记者通过比对上述论文后发现，这些论文从格式、研究方法到内容和结论，的确很相似。

　　尽管有涉嫌抄袭者指出，临床医学的手术都是一样的，研究过程也是一样的，研究成果难免出现雷同。但问题在于，上述论文的文字表述也都大同小异，有的甚至原封不动。

　　以宋玉萍和谢芳文的论文为例，尽管一个是研究“无痛人工流产术后的宫腔粘连”，一个是讨论“刮宫术后的宫腔粘连”。但宋文主体部分，从诊断资料到结果，从治疗到讨论，文字表述上都与谢文相差无几，只是其中的数据有所不同，同时个别地方增加了与无痛人流有关的特征。

　　“中大学子”注意到，上述论文连某些细节都很一致，有的改动反而更让人觉得荒诞。比如在原作檀文里，有一句“其中1例治疗一年后妊娠”，于是多数涉嫌抄袭者的病例中，都出现这个情况。宋玉萍和白晓红写的是“其中1例治疗后1年妊娠”，吕继华和谢芳文写的是“其中1例治疗一年后妊娠，足月顺产1男婴”，吴雪芳写的是“其中1例治疗1年后妊娠，足月顺产一女婴”。

　　“中大学子”还发现，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只在数据上做了变动，且仅仅是在原数据上下略有加减：你30例，我就20例；你是22.7%，我就是22.5%；你是1年后妊娠，我就两年后妊娠；你流血500毫升，我就流血600毫升……

　　由于举报材料涉及的医生众多，中国青年报记者只能试图联系上述各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核实情况。

　　被“中大学子”认为有3篇文章涉嫌抄袭的宋玉萍医生称自己没有抄袭，也不打算追究抄袭自己的那些同行。她表示自己的论文是通过临床观察得来的成果，写完就完了。“网上的东西是乱炒作。”她说。在回答“为什么很多地方整段文字都完全相同”时，她表示，“不排除对方也引用了同一篇文献。”但记者发现，在被宋玉萍引用的有限的几篇参考文献中，并不存在和宋文文字完全相同的情况。

　　白晓红医生称，“没参考”别人的文章，一切等自己核实后再联系。

　　被认为“连数据都原样抄袭的”谢芳文医生称，“没什么要解释的，这个论文我也不想要了。”她说，自己的同事吕医生知道这个情况。

　　吕继华医生证实，她的确知道谢芳文发表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论文，并表示“过去大家一个科室的，以前在一起做过这项研究”。实际上，根据学术界的规范，每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必须存在唯一性，这也决定着论文的质量和创新性特征。至于自己是否抄袭了别人的论文，吕继华称，“都过了多长时间，来龙去脉我都忘了，我已经退休了。”她认为，既然手术都是一样的，过程也是一样的，难免会有雷同。

　　此外，吴雪芳医生因出国未能联系上。记者也通过114找到王净、郑玲娣、张凤琴等医生单位的电话，但连日来都无人接听。

　　记者联系上的医生中，只有一位承认自己确实抄袭了。据“中大学子”查对，该医生有5篇论文涉嫌抄袭。在与记者的通话中，她表示对自己的做法非常后悔，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据她介绍，“周围许多人都是这样弄的，大家都说，又不是什么研究成果，随便抄抄就能行”。她表示，自己在投稿时会找一些边远地方的刊物，通常随便寄过去就能发。

　　在这份举报材料中，这些医生涉嫌学术不端的行为还只是冰山一角。最先发现被抄袭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66例临床分析》以及黄荷风等发表在《中华妇产科杂志》1994年10月第29卷第10期的《卵巢妊娠的临床分析》这两篇论文，也分别被数个单位的十余名医生连环抄袭过。其余个案更是无法一一列举。在一周的调查里，“中大学子”发现涉嫌抄袭的医生总计达70余人。

　　“医学领域学术造假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中大学子”称。他们以宋玉萍的《无痛人工流产术后宫腔粘连40例分析》和谢芳文《刮宫术后56例宫腔粘连分析》为例指出，从表面上看，发表于2006年的宋文像是“与时俱进”，引入了近年来兴起的无痛人流的应用，但是这两篇相隔10多年的论文，在临床表现、临床体征、病因、诊断、治疗、结果、讨论等方面却都一样，“这不是很恐怖吗？”“中大学子”称，但凡有一点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一般刮宫术和无痛人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医生们都按照宋文所描述的方法和操作去做，“这不是害人吗？”

　　一位妇产科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了“中大学子”的担忧不无道理。该专家指出，与普通刮宫术相比，无痛人流的并发症少，扩宫环节损伤更小，因此“无痛和非无痛”已经产生了质变，这就要求医生必须掌握不同的手术技巧，否则会对病人造成很大伤害。就像孕妇生产的时候，全麻和普通麻醉截然不同，在孩子出生前就要准备好相应的药物，决不能“换汤不换药”。

　　此外，记者也联系到一位被抄袭的医生。该医生对自己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至今仍被抄袭感到诧异。她对那篇被抄袭的论文仍有印象。当时她所在医院的科研还是以临床为基础，相关病例也多。在这篇论文中，她把临床和超声波检查结合起来，用于手术前后的对照，这是该论文当时的创新点。“现在临床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新的东西可写了。”该医生说，这家三甲医院的科研方向早已转向了基因和分子学研究。

　　实际上，此次涉嫌抄袭的医生多来自县一级的基层医院。唯一承认自己抄袭的那位医生对记者坦言，这样发论文跟评职称有关系，小医院没有更多的科研条件，只能依托于临床。问题是，有时候通过抄袭发表的论文也不能换来职称，因为评委看过以后也会觉得“没价值，过时了”。

　　尽管并不认同抄袭者的做法，那位被抄袭的医生仍然对这些同行表示理解。“这个问题是体制造成的。”她说。在上世纪90年代,只要发表3篇文章就能评上副高。结果后来有同事发表了6篇，那再后来者就要写9篇，才能在积分上超过同事。这种竞争关系导致过去两三百分就能晋升，现在有的临床医生要攒到三四千分才能晋升。该医生认为，科研确实可以提高医生的临床水平，但如果作为晋升的门槛，没必要太苛刻。她甚至提出可以改革现有体制，让医生选择两条路，一条走科研，一条走临床。“医学工作者大多对现在的体制有很多意见。”她说，大家都很羡慕从高校出走的艺术家陈丹青，因为在学术领域，这些弊端是共通的。但是谁也不敢真的像陈丹青那样洒脱。“身在局中，就只能遵守现有的规则。”她说。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对医学界这些学术不端现象的举报，最终是由尚未走出校门的医学院学生发布的。“中大学子”告诉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接到过恐吓电话，以至于不得不换了手机号码，把自己隐蔽起来。他们同样也担心，自己日后还能不能在医学界立身。

　　直到两个月后，两位大学生才最终下定决心，把举报材料公布在网上(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992132.html)，请涉嫌抄袭者所在的主管部门和职称管理部门组织鉴定，以便作出权威的判定。

　　他们声明，此举纯属个人行为，与所在学校、所在院系、老师以及各位被抄袭者均无关系。他们只希望，中国的医学界，“能像白色的大褂一样”，有一片洁净的学术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