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2010011期封面：西南之渴

西南之渴

2010年3月22日，第十八个“世界水日”。在这个时刻，中国西南诸省面临的水危机显得尤其深刻。

此前，在这个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人们对于雨季与旱季的概念不多。小学教科书上都曾说，江河纵横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我国水资源的70%分布在这里。

而如今，中国水资源的70%都面临着枯竭的危险，令人不禁诘问，对于这个地区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这也是此次西南大旱之所以引人关注的所在。

来自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里的雨季只是早走了一个月。而这就造成了西南五省如今集体缺水的困境。2010年至今，雨季还不见到来的迹象。按照惯例，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一般在5月才能翻过青藏高原降临这里。

有迹象表明，这种非洲大草原式的雨季与旱季残酷交错的景象，今后或许将持久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因此，中国不得不做好长久抗旱的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分赴西南各地，记录干旱留下的印记。在广西，总理治旱的背后是中国式救灾的幸运面。而不幸的一面，却处处皆是。在云南，严重的缺水让农村无安身之处；在重庆，两江交汇的地方唯见裸露的河床；在丽江，油菜花错过了花季??

昆明：“不旱城”

由来已久的城乡不均在干旱面前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城市水资源丰沛与农村干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刘子倩(发自昆明)

3月20日，周六，中屏乡赶集的日子。

百年不遇的干旱让原本热闹的集市冷清了不少。村民们三三两两，见面就是一句话：“你们村子有没有找到水？”

27度的高温炙烤着空荡的街市，一些门市索性关门，一个灰头土脸的妇女，拽着山羊悻悻而归，她本想把它卖掉，但大旱之际，买牲畜就是买累赘。距离集市不远，一群工人在干涸的河床上作业，原来从未裸露出的石头，让凿山贩石的商人省了不少工夫。

70岁的张大勋蹲坐在村小组长家的化肥门市前。没有云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了生气，今年“3亩麦子没出芽就旱死了”。和张大勋一样，中屏乡的村民靠天吃饭，种些小麦、包谷，除了留足口粮，剩下的只够来年的种子钱。因为大旱，大多农民连种子钱都搭了进去。

村小组组长刘兴文家的化肥门市几乎是乡里春耕的晴雨表。在往年，每个周末的集市都能卖出四五万元的化肥，但今年只有千把块钱。如今，化肥门市分外冷清，而卖塑料桶的摊位却是人头攒动，装水的塑料桶已经成了农民必需的生活用品。

中屏乡隶属于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该县位于昆明市北部，北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县城距昆明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持续近5个月的西南大旱让这个4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一半的人饮水困难，25.7万亩农作物绝收。

截至3月18日，西南地区持续的大旱现已造成云南全省2405万人受灾，60%的春粮因灾减产，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170亿元。

找水，是村民们眼下最要紧的生活。

因水出走

中屏乡高照村是附近旱情最为严重的村子。从乡上的集市到高照村要坐一个小时的农用车。崎岖而颠簸的山路暴土飞扬，卷起的尘土令人窒息。

在云南山区，人们在山上的泉眼修一座水池，顺着山坡将水管引入家中。这种“山寨”自来水随着山泉水量的大小而变化，当泉眼不再出水时，就不得不重新寻找水源。云南的山地占了80%，平阔的坝子只有6%，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与高照村一样，过着靠山吃水的日子。

如今，高照村80多户村民有了新的水源，上游的一个小水库，原本用于下游春耕灌溉，旱情加重后，村委会决定不再开闸，先保证人畜用水。

高照村距小水库有8公里，村民一天平均要背两趟水，一趟来回就要3个小时，“背不习惯的，一趟都背不回家”。69岁的张振辉掐指一算，自己背水已背了4个月，但乡政府的送水车直到20天前才到。

禄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今年1月起，群众已出现严重的用水困难，从1月20日起，乡镇政府视村庄的干旱情况为农民送水，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送水的范围不断扩大。

送水车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到达村子后并不直接供水，而是把水灌入村中水池，由村干部每天选派两户人家昼夜看守，既防外人偷水，又防村民自盗。直至第二天清晨6点，村民开始排队领水，每户1桶，每桶25公斤。村干部站在一旁记录，以防有人多领或冒领。

但一天一趟的送水频率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早上排队领水，下午步行背水。原来有人在水库偷鱼，如今眼看着水快被淘空了，反倒没人抓鱼了，“现在是水比鱼金贵”。

小学课本中“一盆水”的故事在这里延续着：先掏米、洗菜，然后把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洗脸、洗脚，另一部分刷洗碗筷，最后再全部倒给牲畜。

与高照村相邻10多公里的大海资村，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个曾经因水资源丰富而得名的村庄，如今也在为水发愁。在昆明打工的李维艳这次专门回家接父母进城，“农村实在呆不下去了，没水没粮，坐在家里都要倒贴钱。”

根据昆明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数据，目前，干旱已致昆明全市80%农作物受灾，50%以上绝收。昆明市副市长李喜向媒体透露，今年春荒期间，昆明市将有80万人缺粮，需救济粮3.6万吨，折合粮款1.26亿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打工，而云南当地政府也为灾区群众进城务工牵线搭桥，以缓解当地抗旱压力。在昆明南坝人力资源市场，来自农村40岁以上的务工者占了3/4，而且以夫妻居多，大多数是土地绝收，卖了牲口全家一起出来打工。

水分配困局

在距禄劝县城37公里的团街乡运昌村，村民黄文俊站在自家养殖场前一脸愁容。为了解决1500头猪的用水，他与父亲多次与乡政府协调，而每次对方都是“爱搭不理”。迫不得已，黄文俊将养殖场抵押给银行，贷款13万，在距养殖场10多公里的山脚下打了一口150米的深井，才稍解燃眉之急。

而掘井的巨大投入让绝大部分农民负担不起，他们只能逐水而生。

旱情日益加重，黄文俊担心过不了多久，井水也将干枯，他甚至做好了贱卖猪场还贷的打算。在距离运昌村28公里的地方，就是昆明市主城区的水源地云龙水库。

自2004年建坝蓄水以来，黄文俊发现，村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贯穿村里的河流有五六米深，如今只有四五十公分；原本河里有大鱼，现在连小虾都不见；此前村里靠河灌溉，后来就只能靠天吃饭。“其实干旱之前，我们就过这种日子了，东一桶、西一桶地找水吃。”黄文俊无奈地说。

云龙水库是昆明主城区供水水源的专用水库，位于金沙江支流掌鸠河的中上游，并兼顾下游农灌用水、防洪，库容4.48亿立方米。从2008年开始向昆明供水，目前，昆明城区日均用水量为85万立方米，水库2.5亿立方米的蓄水量足以支撑主城区顺利度过旱期。

而让黄文俊难以接受的是，村民们守着一个“大水盆子”却没水吃。“最晚6月就要下雨，这些水肯定是用不完，为什么不能救济一下我们，只要坝闸开一个10公分的小口，下游几万人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黄文俊一边比划着一边激动地说。位于云龙水库下游的团街乡原本是靠云龙水库放水灌溉的农田，但干旱让灌溉变得尤其艰难。“丰水期会放水供下游灌溉，但枯水期为保证城市供水，肯定是不会放水的。”昆明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黄文俊一样，村民们对大坝颇有看法。运昌村百姓世代喝着掌鸠河的水，然而，如今一座大坝，却让村民与水隔绝。“近水解远渴”的内心纠结在大旱面前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供昆明没得说，但至少要分给我们一口，收了水费，也要补偿我们一些吧。”谈起水库，一位村民略有些激动。

长期从事生态补偿研究的云南大学教授段昌群对于库区周围农民利益关注已久。他认为，修水库是牺牲上游农民利益，保证下游生产生活，因此旱灾来临只能让农民，特别是水源地农民承受旱情。“所以要对因为配置不合理而失去发展的农民进行经济和机会成本上的补偿。”

事实上，早在2002年，库区11756名村民因水库移民外迁就作出过牺牲。尽管对大坝颇有微词，但与库区外迁至他乡的农民相比，运昌村的村民是幸运的，不需辗转搬迁，离乡背井。但如今，喝水成了最大的难题。他们要到几公里外的山上背水，本以为可以等到送水车，然而至今未见踪影，“也许政府认为我们村不是最困难的吧。”黄文俊无奈地摇了摇头。

旱情还在持续，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云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原本水库是否放水由水电部门决定，但大旱当前，从1月底开始，为合理地调用当地水资源，水库放水必须由水库所在县的县长签字。

对于缺水的村庄，由政府组织送水。一般情况下，由县政府安排，各乡镇政府具体实施。石林县抗旱应急指挥部副主任赵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送水仍以乡镇为主，县水利局将送水车发放至乡镇，各个乡镇再根据辖区内干旱情况自行组织安排，送水量及次数均有乡镇视情况而定。

“但县里并没有统一的水分配调度计划，全由乡镇一级说了算，这就增加了送水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石林县的一位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受地势和交通等客观条件影响，县一级政府在抗旱救援上颇为捉襟见肘。禄劝防汛抗旱指挥部主任师文进坦言，抗旱救援中60%~70%要靠群众自救，“全靠政府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7日，全市近80%乡镇受旱，造成71.04万人、43.2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有79座小型水库、596座坝塘干涸，86条河流断流。

干旱围城

与灾区相比，昆明似乎与干旱无关。若不是市内社区黑板上捐款抗旱的倡议书和每天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很难想象这是一座被干旱包围的城市。更鲜为人知的是，昆明是全国14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立方米。

转变似乎来自2008年，总投资40亿元、长达90余公里的掌鸠河饮水工程全线贯通，云龙水库开始为昆明供水，一改昆明市区的饮水危机。如今，为昆明供水的两座水库总蓄水量达3亿立方米，按现在昆明日均用水85万立方米计算，在雨季到来之前，水务部门足以游刃有余地进行调度。

与农村截然不同的是，昆明城区水资源调配布局慎密，供昆明主城区的共有6个水库以及6个水厂，各司其职，严格按计划向昆明主城区供水。昆明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调度中心经理张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去年7月，即已经向输水较为困难的东南片区的宝象河水库进行了蓄水，并修建了一条1.4米宽的输水管道，这使得今年旱期昆明主城区并未受到影响。

尽管城市供水充足，但因输水管网设施并不配套，主城区向农村输入并不现实。

随着旱情加剧，昆明城区的现状与抗旱形势格格不入。不久前，城区一条水管爆裂，上百吨自来水流失，洗车、洗浴等高耗水行业仍如往常门庭若市。尽管昆明停止了城市景观用水，但并未采取其他相关限水措施。

昆明节水办主任龚询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在城市正常供水不能保障的情况下，才会采取限制性措施。昆明自来水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并未收到关于限水方面的通知。与之相对的是，自去年入冬以来，昆明受干旱影响的农村迅速增长，受灾人口和面积不断增加，受灾群众饮水困难的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曾有网友建议，为让昆明城区百姓感受干旱来临，每天限水一小时。对此，昆明节水办主任龚询木表示，昆明自来水管道为循环式管网布局，一旦停水很有可能形成压力失衡，造成管网破裂。

事实上，干旱已经悄然逼近昆明。昆明机场跑道因干旱而沉降破裂，地下水水位下降明显，城市菜品价格飞涨，原本1.8元1公斤的土豆，如今已涨至3.5元，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也随之增加。

当周边农民挑菜进城时，城里人丝毫感觉不到他们的困境，城市人在资源享用上的优越感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然而，唇齿相依，在经历了干旱之后，城里人才慢慢发现，农民挑菜的扁担似乎更像是个天平，当严重失衡，另一方就要为其埋单。

分配之辩

李维艳打好行李，准备带着父母来昆明打工。当农村无法让农民生活下去时，农民开始涌入陌生的城市。

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不均衡现象在干旱面前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城市用水的丰沛与农村的干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前，中国水科院的高级工程师严登华向媒体表示，西南大旱与水资源配置调度不完善有关，一时引起媒体对城乡水资源分配的高度关注，关于西部农村水利设施滞后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有专家指出，水分配的不均衡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农村水利投入过小。但昆明松华坝水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姚畅荣指出，山区农民居住分散，几公里一个小村庄，并分别错落于不同的海拔，给供水配套设施建设带来巨大的困难。

对于守着水库没水吃的尴尬，禄劝县抗旱应急指挥部主任师文进也解释说，并非只因供城市而忽视农村，许多农户居住地高于坝区，很难引水上山，即便修了管道，农民也很难承受高水价。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刘钰则认为，城乡用水不平衡的现象确实存在，在旱灾来临的时候，先保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的饮水，再保工业，最后农业，这也是《水法》里面规定的。因为我国农村比较广阔，如果一个地区一年绝收，东方不亮西方亮，总体上说还可以。目前农村的应急体系不完善，所以抗旱能力薄弱，农村饮水这块保证率低，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然而，干旱之后所暴露出的水分配危机更多的是一种警示：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重要。昆明目前已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以求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的被动局面，走出水分配失衡的城乡困局。

看着一整包的行李，李维艳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她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

广西：温总理治旱

在广西，一个被温总理改变了旱情的乡村颇为幸运。而它背后是整个自治区的旱情仍在不断持续、加重

本刊记者/王婧(发自广西东兰)

76岁的黄妈秋抱着4个月大的孙子坐在家门口的小坪里。她头顶上乌云密布，可那雨就是下不来。从去年7月份开始，广西就持续着这样的天气，统共就下了两三场零星小雨，连路面都没打湿，就停了。

2月12日，农历的腊月廿九，黄妈秋就在这个小坪里，见到了温家宝总理。这是温家宝和民众一起过的第八个农历新年。其时，广西的多条河流已经断流。在东兰县，6412座水箱中，有4517座已经干涸；9条河流中，4条已经断流。

“我有福气啊，这么大的年龄还能够见到总理。”黄妈秋一脸幸福，“总理来了以后，好多困难都解决了。”

及时雨

黄妈秋的家在广西西北的河池市东兰县三石镇的巴造村。红水河从东兰县自北向南穿越而过，河道蜿蜒曲折，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三石镇距离东兰县城23公里，再到巴造村，还有3公里的土路。这个位于云贵高原大山深处的村落，“如果不是大旱，总理怎么可能来这里？”黄妈秋说。

黄妈秋有两个儿子，均已结婚生子。在温总理到来前的一两个月里，她儿子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每天挑着扁担，去相距一公里山路的水池里挑水，“每人每天至少两趟。”

在大旱来临之前，黄妈秋的家里是不愁吃水的。她家后院用水泥修了一个水箱，花了大约6000元。雨天水箱能自动蓄水，足够一家人的生活。

中国的西南地区历来水资源丰富，雨量丰沛。在巴造村的巴造屯，有居民170户，656人，无论是生活用水还是农业用水，“望天用水”就已足够。由于没有工业，这些聚居在山脚下的村子里极少出现缺水的状况。“偶有旱情发生，顶多就一个月，镇上还有供水点，足以应付了。”三石镇的镇办公室主任陆锋说。

居民家的水箱得益于2003年的“老区基础设施大会战”。当时政府投了一笔钱“希望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水箱，实现旱涝保收”。陆锋说。

但这场从去年持续至今的大旱却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据东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资料显示，“2009年全县总降雨量同比减少了6成。今年2月，全县降雨量仅为4毫米，比往年同期平均值偏少88.4%。目前全县水利工程蓄水总量仅为56万多立方米，比同期减少近九成；农作物受旱面积8.23万亩，绝收3.7万亩；全县8.16万人、5.39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严重的旱情惊动了千里之外的中南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两次就抗旱救灾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是决定要到旱区视察工作，第一站就是广西东兰县的巴造村。

这个消息层层传递到巴造村。此时，距离温家宝来东兰还有十天时间。“各级干部都特别紧张，几天几夜没合眼??”三石镇副镇长黄遥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你知道领导重视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准备了一个向总理汇报用的东兰县全县抗旱示意图，需要摆放在巴造村村委会门口。在一天之内，就有不同级别的4个领导先后对摆放方式和位置提出了4种不同的意见。”

从2月2日开始，三石镇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送水下乡的活动，“有专人从县城运水来，确保每人每天20公斤用水”，黄遥说。他如今负责整个三石镇的政府送水下乡工程。“此前也有一些地方会政府送水下乡，但大规模地提出硬性要求，是从2月2日开始的。”也就是距离总理到灾区前十天。

治旱大计

2月12日是农历腊月廿九。听说总理要来，巴造村的村民们都穿上了节日盛装，列队到村口迎接总理。下午4时30分，温总理来了。

在巴造村的取水点，村民们正排队接水。村民告诉总理，“水是从县里的自来水厂运来，每天来3次，每人每天可以供应20公斤水，生活用水够用了。”温家宝一再叮嘱：“春节到了，一定要把家家户户的用水安排好！”

温总理扶着简易木梯登上一个水窖的顶端，掀开灌水口的木板查看储水情况。这个能装30吨水的水窖，专门给隔壁的共130名师生的巴造小学供水。

黄妈秋当时告诉温总理，“以前吃水很困难，现在政府都给我们解决好了”。

但这场席卷西南五省的旱情并没有因为总理的到来而有所减轻。2月12日，当巴造村已经有水喝的时候，西南五省区市干旱受灾人口已达5000多万人，1600万人饮水困难。

此时，远在重庆彭水县的保家镇，8000多人守着7口即将干枯的老井，当井水足够一桶水的分量时，便按照“抓阄”决定归属。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一个贫困山村小学，不得不用鱼塘水来做饭。

黄妈秋说，“温总理是巴造村的贵人，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村委委员黄启思向温总理汇报了巴造村的抗旱工作。他陪同温总理视察了村里的田地。路边的稻田已干旱龟裂，温总理紧锁眉头走入田间，蹲下身子，抓起两块土，仔细察看了干旱情况。他向总理汇报工作的场景被记者抓拍下来，照片挂在他家的堂屋里。

黄启思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正常年份，这个时候，田里应该长起一尺多高的玉米，但今年大旱，什么都种不了。在巴造村，种田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但现在，劳动力只能外出打工。黄妈秋的两个儿子就在年后动身去广东打工了，留下两个媳妇照顾老人、孩子和土地。

在山间的田边，还能见到由竹子劈开而形成的小水渠，用来把雨水引进土地。黄启思随手扒开一些树叶，露出一条年久失修的水渠。

在黄妈秋的记忆中，这些水渠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各有一次大旱灾，也需要自己去挑水。后来就修了这些水利工程。现在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三场大旱灾，但有政府在，不需要挑水了。”

但大旱过后，风调雨顺的气候使得巴造村又有了充足的自流水源。原先那个用电抽水的水利工程就逐渐被村民遗弃了。黄启思说，“后来几次试图修复，但一是没钱，二是本着修近不修远的原则，这些水利工程就一直没有修过。”

“如今总理说，这些水利工程要恢复。”这已成为整个东兰县干部奉为圭臬的指示。

2月13日，温总理在东兰县旱区又走访了一天，随后拟了一副对联：“山清水秀生态美，人杰地灵气象新”，横批是“日新月异”。

黄启思琢磨，“‘山清水秀生态美’，这不正是治旱大计吗？”

水利大跃进

温总理离开东兰县之后，旱情仍然在中国西南地区蔓延。在重庆，嘉陵江已经见底；乌江重庆段甚至已经无法行驶船只，面临断航的困境。四川凉山大火频传。广西漓江因为水位下降，迫使旅游航线不得不进行调整。云南昆明机场跑道因为干旱断裂破损，每天平均有50架航班受到影响。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云南旱情启动二级响应，针对广西旱情启动三级响应，针对贵州、甘肃、四川旱情相继启动四级响应，财政部、民政部及时下拨中央旱灾救灾补助资金1.85亿元(其中云南省1亿元)。国家防总启动抗旱二级响应，财政部、水利部安排抗旱资金1.55亿元，并协调国家发改委提前安排农村饮水工程专项资金。

但在温总理视察过的东兰县，似乎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来得顺利。从去年8月份以来，全县累计投入抗旱经费1424.05万元，其中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拨款797万元。

总理走之后，共3000多米崭新的输水管网已经架在了巴造村，把1公里外的水引到每家每户。这个“临时应急水源工程”从黄妈秋家门前经过，解决了这里约三四十户人家的用水问题。

“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还在进一步架网，不仅解决巴造村的饮水问题，临近的村子，我们也能帮上忙了。”三石镇办公室主任陆锋说。

“现在各地都被要求上报项目。我们这个作为样板工程，应该是最快批下来的。”陆锋说。

根据《东兰县抗旱减灾工作情况汇报》显示，总理带来的实惠还包括，上马水利项目4批156个，做到开工竣工率100%、配套资金到位率100%，组织实施总投资达2000多万元的库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月2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巴造村采访时看到，一台挖土机正在为此项目开路。陆锋介绍，“因为准备3月24日的开工仪式，这条路必须在3天之内平整好。”这是大约1公里长的山路，宽窄不一，路边还有一些青石，需要爆破。“时间紧，任务重”，镇干部陆锋解释说，“但我们这里是抗旱的示范点，我们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完工。”

巴造村一共有220个劳动力，一部分外出务工，剩下的就被动员起来兴修水利。“都是义务的。现在的政策是群众出力，上级出钱。”陆锋说。

此外，由于温家宝在巴造村视察时表示，希望他们把70年代的水利恢复起来，一场大规模的修渠运动已经在巴造村展开。已经80高龄的退休的王老师也扛着锄头去挖了水渠。

在温总理离开东兰县的一个月里，整个东兰县“先后组织兴修水利5处7.9公里，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1420亩；完成渠道清淤180公里；兴建农村饮水安全解困工程78处，有效缓解1.09万人的饮水难问题；新建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13处，架通输水管网12.3千米，临时缓解0.83万人的饮水难问题。”

这只是东兰县大兴水利工程的开始。东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更长远的规划已经开始在申报，长线规划，合计共需资金2.84亿。这相当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2007年地方财政收入的6倍，因此，“请求上级政府协调解决”。

抗旱示范

因为温总理视察过，东兰县成为河池市的焦点，“采取非常办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全力抓好抗旱救灾工作”，副镇长黄遥说，“工作至少比往年忙了十倍。现在连开县长会议，都到三石镇来。我们不敢出一点差错啊，温总理来过的地方，抗旱工作要做表率。”

3月17日16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宣布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截至3月18日，广西共有77个县(市)发生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其中特旱8个，重旱21个，中旱12个，轻旱36个。而东兰县正是特旱地区之一。

在东兰县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入口处，竖着一个巨大的告示牌，那是“东兰千名干部深入农村抗旱救灾责任一览表”，每村每户均有干部与之对口。而干部的工作状态，比如“上班、下乡、开会”等等，均有小黑板实时公示。

送水成为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东兰县要求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校、不漏一屯、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仅在三石镇，每天就有18辆车给全镇2.3万人送水，每车能运3吨水，每天跑三趟。三石镇的总面积为46.26万亩，其中只有2万亩是耕地，其余均为山区。全镇13个行政村，就零落在莽苍的群山之中。

“一车水运10公里，就要100多元的运费。最远的地方，运一车水，运费达到了500多元。”副镇长黄瑶说。在抗旱期间，东兰县“每天需送水经费6.84万元，每月共需要送水经费241.2万元。”

“虽然说要求保证每人每天20公斤水，但实事求是地说，还是无法顾及。对官员来说，这是一马虎就要被炒鱿鱼的事情。政府还专门安排了人在明察暗访，就看官员是否认真地在做这件事情了。”黄遥说，“昨天一个村民说，‘水是送了，但是量不够’，负责的干部就被骂得狗血喷头。”一个佐证是《东兰县抗旱减灾工作情况汇报》中提到，“抗旱督查指导人员车辆用油每天就要4000元”。

更长远的是，温总理提出的“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在东三县的工作思路中已经有所体现。

在巴造村，黄启思还负责植树造林工程。这次植树节，1000多名干部群众在巴造村的山上共种植了大榕树、小榕树、羊蹄树、桂花树共588棵，“每隔4米种一棵”。

截至3月15日，东兰县共完植树造林总面积1.56万亩，封山育林2万亩，全民义务植树50万株。今年，全县计划种植320万株木苗。

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3月18日统计的数据显示，全区已有13个市出现旱情，农作物受旱面积1126.38万亩，其中重旱358.52万亩，干枯34.02万亩。因旱导致218.12万人、111.17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3月22日，黄妈秋欣慰地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现在，我们生活用水不成问题，三四天就可以洗个澡。不过总理教育我们要节约用水。”

“巴造村是路边村。你要知道，总理能到的地方，肯定不是最坏的地方。”黄遥说，“在大石山区，还存在着很多没有通公路的小村庄，在这些地方，村民的饮水依然困难，他们还是需要就近寻找水源。”

3月23日，广西自治区特旱地区增加到了9个。在距离巴造村仅7公里的武篆镇鸾坡村，因为交通不便，村民们不得不在悬崖峭壁上架起了一条长300米的钢丝绳索，依靠钢索运水，以临时解决22户113人的饮水问题。

(实习生周潇枭对本文亦有贡献)

历史上的西南之旱

本刊记者/汤涌

云贵高原和中国西南部的其他几个省份，其降水受到西南方向来的孟加拉湾季风影响，特别容易发生春旱。

截至1949年，云贵高原有史料记录的有208个年份中发生过旱灾。春、夏两季是发生旱灾的主要时节，至今仍流传“春旱年年有”的谚语。从地域分布上看，云南高原和贵州西部旱灾以春旱为多，而夏旱多发生于贵州北部和南部地区。

民国至今系统的灾害记录显示：云贵高原西部地区以春旱居多，发生面积广，破坏力较大；夏旱因受降雨季节影响，持续时间不长，影响也较小；秋旱最少，在零散的小区域发生。

在东汉以前，由于西南数省的开发比较晚，四川、云南的灾害记录，特别是旱灾记录很少，东汉末年曾经有全国性的大规模旱灾，但并无益州(云贵川)受灾的记录，这和当时的益州人口稀少，环境尚未被破坏，都江堰等水利工程抗旱有关。

清朝末年云南昆明曾经发生过一次旱灾，1905年昆明遭遇了一次突发洪水，此后则发生了持续到1907年的旱灾，百姓有不少人吃浮萍、观音土和树皮的。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也并非风调雨顺，1105~1210年、1466~1650年，1736~1980年间，都是旱灾多发期或者旱涝灾害交替发生期。

1937年的四川遭遇过一次严重旱灾，十个月不下雨。150个县里有141个受灾，灾民达到3500万人，其中至少有100万人饿死。在过去，旱灾往往和水灾和蝗灾并发，是杀人最多的灾荒，百姓们称之为“慢刀子”。这场旱灾中，十三四岁的女孩有十之八九卖掉嫁了人，而一些幼儿因为没人愿意购买，又没有饭吃，被父母困在柴火堆里压秤，一斤合70文钱。绝望的饥民为了发泄愤怒，烧山求雨。

1959年的西南地区发生的旱灾属于轻旱，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人民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西南地区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没有确数。

1978年的大规模旱灾除了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之外，也影响到了西南的云、贵、川三省，这场旱灾比1959年旱灾严重，但由于应对比较及时，没有灾民死亡的记录。

2001年的云南和2006年的重庆，都遭遇过接近于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但是2009年以来西南五省同时受的这场旱灾，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不遇。而这场灾害的背景则是：人口剧增、生态薄弱、水利工程准备不足和季风的失时。

西南之渴是工程性缺水

——访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

文/刘子倩(发自云南昆明)

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总理在云南指导抗旱工作时提出，绝不能让群众没水喝，但就目前受灾的情况看，我们能否保证700多万受灾群众的最基本生活用水？

达瓦：这个可以保证。我们现在是采取多种办法，目前已有1125万人次投入救灾，打了3912眼机电井，建了7500多处泵站，40多万台机动设备，出动运水车辆28万多辆次，抗旱用电已达3200万度，用油6500吨，打井400多口，组织人工增雨1400多点次。每天出动上万辆畜运车拉水。

这里面还包括没有统计在内的摩托车拉水。现在云南重灾区都处在山区、半山区，这几年村村通公路以后，交通有所改善，农村里除了牲畜拉水以外，就是摩托车拉水。摩托车拉水也成为此次抗旱的主力。

我们现在抗旱是到5月底雨季来临时。现在首先解决的是人的喝水问题，人喝不上水，一切免谈。云南雨季来的早，有些年份4月开始下雨了，但是今年预报说会推迟约一个月。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灾害，暴露农村水利设施滞后，我们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和措施改善农村水利现状？

达瓦：云南水资源很丰富，但是人在高处，水在底下。今年，澜沧江、金沙江这些河流也出现干涸。云南大部地区的灾情已经是百年以上一遇，经事后分析，原因是工程性缺水，就是工程不够造成缺水。现在省里决定准备上100件大、中、小水堰工程，同时准备建设100万件五小水利设施，如小水池、小水窖、小水塘等。云南省委、省政府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明确今后三年内实施。

抗旱救灾要总结，比如人饮工程怎么做。国家对人饮的补助标准全国统一，一个人350元钱。这个统一就有个问题，因为云南地形复杂，搞工程就会有难度，成本不一样。比如搞水源工程，但水源点干枯以后怎么办？比如说，原来水源点在一个地方，然后发动大家找比这个水源点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接一段管子，这个工程就保住了。如果找不到水源点，这个水源点明年下雨再出水还好，出不来水这个工程就报废了。

中国新闻周刊：有专家指出，西南大旱与水资源分配不合理有很大的关系，你怎么看？

达瓦：按理说，云南的汛期是5月1日到10月31日，其中主汛期是6、7、8三个月，但是2009年7月份开始下雨偏少，与多年平均值相比，少了30%，10月份就开始出现旱情。所以这个干旱不是说水资源分配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天不下雨的问题。

现在秋、冬、春、初夏连旱，天气预报说今年5月下旬雨季才开始。这意味着干旱夸了一年四个季节，这个旱的时间太长了。科学地说，是云南的水资源利用率低，而不是分配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