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告诉记者，在医院里经常发现这种现象：一些死亡婴儿的家属没有将遗体抱回家自己处理，而是偷偷扔在医院的某个角落，医院发现后，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并向公安机关报告，一段时间后集中送到殡仪馆火化，这些都是有手续的。仅2009年，医院里就处理了15具这类无名婴儿遗体。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朱振雨、王治军是利用工作之便，受一些家长委托处理婴儿遗体，每具遗体收取一两百元的费用。而朱振雨、王治军在集中多具遗体后，又雇人将遗体偷运到野外掩埋，这次是因为掩埋工作没做好，才使事情暴露出来。“如果这次不暴露，这种私下处理婴儿遗体的现象还会发生。”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死亡患儿的家属为何要委托朱振雨、王治军等人处理遗体呢？济宁市卫生系统一位人士说，这与地方风俗有一定关系。按照规定，死亡婴儿应与成年死者一样都该火化，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少将婴儿遗体送到殡仪馆进行火化，而是找个地方私自掩埋，并且一般不会亲自去埋，而是委托别人代为掩埋。一些家长觉得花点钱将遗体委托给太平间工作人员比较稳妥，心理上容易接受。

　　(三)

　　山东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曹永福认为，我国虽有《殡葬管理条例》，但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对死婴私自掩埋或遗弃的民俗。“死婴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的遗体，对于死婴的处理，应结合民俗实际，由医院与民政部门协商妥善解决。”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马广海说：“在当今尊重人的生命、人的价值的社会，再出现随便遗弃婴儿遗体现象，就太不人道了。”

　　马广海认为，尊重生命，才有自尊，这要成为每个人的理念；另外还要在管理制度上加以落实，政府方面应该建立更为人性化的、与现代社会文明相适应的死亡婴儿处置办法。

　　曹永福提出，我国目前对死胎的法律性质没有明确界定，对死胎的处理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应该从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的角度，尽快确立死胎的道德地位和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