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开始爱美的年代

　　与平反后的刘少奇照片同时出现在橱窗里的，偶尔也会有一两张婚纱照。

　　这些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手中拿一束百合，或站在白色的柱子旁边，或依偎在丈夫身边的照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此前，新人们往往坐在灰色的墙壁前，一把椅子可能就是全部布景了。他们穿着绿色或者蓝色的衣服，连个裙子都很少穿，因为显得“不严肃”，手里还要拿着毛主席语录，正襟危坐地面对镜头。

　　“人连乐一个都没有，摄影师也不往那方面引导。”高立中说。

　　姜昆和李文华的经典相声《如此照相》很能够反映当时照相的情景。其中一家革命照相馆有个特殊的规定，叫做“20个不照”，包括：“侧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烫发不照、梳小辫子不照、带红领巾不照、穿舞蹈服装不照、穿花衣服不照、眼睛小一点儿不照、鼻子高一点儿不照……”

　　不仅如此，照相也要统一姿势，“作手持语录，僵硬的侧头姿势”。

　　改革开放后，这套照相标准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80年前后，姚经才有机会到香港、台湾等地走访，对那里的婚纱照印象深刻。回来以后，他找到一位从上海来的裁缝师傅做婚纱，并依照港台影楼海报做了竹林、柱子、围栏等背景，率先在北京拍起了婚纱照。

　　“有人担心这是犯政治错误，但我父亲很坚持。”姚建中回忆说。他在一间超过50平方米的摄影棚里接受采访，棚里摆满了追光灯，仅仅是布景就有两套。

　　这些耳目一新的婚纱照很受欢迎，有时候一天就要拍260套。一套包括一张双人全身照，一张双人半身照和每人一张半身照。即使是这样的4张黑白照片，也需要花费100多元，相当于普通人三四个月的工资。

　　“那时候我们的镜头记录的再也不是单调的黑白灰了，的确良开始流行了，先是白色的，蓝色的，后来就有了碎花的。女同志们也告别了清一色的裤装，也开始烫发了，裙子渐渐流行起来了。”在解黔云眼里，那是中国老百姓开始爱美的年代。

　　从高级干部到农民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除了身穿民族服装的漂亮姑娘，或者一身天蓝色海军服的军人，也会有身穿普通衣服的老百姓。

　　照相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高消费。中国照相馆的客户，也不再局限于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等群体。

　　“有时候，我会给农民工拍办理暂住证的照片。”解黔云说。这位高级摄像技师曾经给李素丽、张海迪、宋鱼水和侯宝林等诸多名人拍过照。

　　他还曾经给一位盲人拍照，对方只有一只眼的视力。通过精心修复，解黔云让照片上他的双眼都炯炯有神。这位盲人的老伴捧着照片，感动得哭了。

　　中国照相馆也不再是行业潮流的引导者。据说，今年高立中的孙女结婚，就没有选择中国照相馆拍婚纱照。

　　“觉得我们这儿土啊！”已经80岁的老高说，“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

　　“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常常吃窝头的年代，人们把照相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为了办理一些证件，不得不照相。”解黔云表示。

　　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照相馆照张1寸黑白照片花费0.6~07元，2寸的定价1.05元。而当时在东单市场，5分钱就能买一堆蔫萝卜，上好的黄花鱼才0.25元／斤。

　　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相，只有用手工上色的方法。不过，拥有一张上色的彩照，对于很多人还是奢望。价格要贵上好几倍，而且要一个多月才能拿到。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就得考虑以后几个月怎么过”。

　　中国照相馆，除了人像摄影和婚纱摄影外，还开拓广告摄影业务。包括牡丹牌电视机的说明书、茅台酒的宣传册、甚至日本长乐牌香烟的广告，都出自中国照相馆之手。

　　“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说起来，广告摄影部的伍佩衔很是感叹。

　　据说，当时国外的摄影棚都有上百平方米大小，并且拥有上百盏灯。而中国照相馆只能在一间30平方米的车间里，用两三盏老旧的碘钨灯。

　　不仅如此，他们连个模特也找不到。有一次为一个头盔品牌做广告，他不得不找了一张日本摩托车的照片，上面有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郎，几经周折才做成了这个广告。

　　除此之外，这个部门还负责给新近来到中国的外国企业拍照。这其中包括阿尔卡特、奔驰、日本航空公司，等等。

　　正是在这些发布会上，伍佩衔第一次见识了身穿晚礼服的外国人。

　　为什么我坚持70%，不然还是国家控股，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

　　曾经高高在上的中国照相馆，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社区为普通人服务。1992年，由于王府井步行街改造，再加上港台影楼的冲击，中国照相馆的生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天的营业收入只有几千元，还不够300多员工中午的盒饭钱。

　　“我们把那段时期称作‘八年抗战’，事实上，王府井大街也真是改造了8年。”当时一个28岁的高级技师，一个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元，他提出来辞职时说：“我不是不热爱中国照相，因为我要结婚，挣不到钱，这是现实问题。”

　　1997年，接近退休年龄的孙秀珍奉命领导中国照相馆。“我特别不想来，听说这里特别不好领导，接连换了4个领导。”她快人快语地说，“这里的人都给国家领导人拍照，能够瞧得起你就不错了。”

　　但这是组织命令，她只能接受。为了度过难关，这位一把手曾经连续拿过半年800元钱的月工资。

　　1999年的国际老人年成为一个契机。起初，航天部的一位老干部来中国照相馆拍照后十分满意，就问解黔云能否到院里去给大家拍照，因为很多老专家想拍照片，却行动不便。

　　孙秀珍决定借此契机，打破传统坐店经营方式，派摄影小分队走出店门，走进社区，为老年人上门拍照。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迈得并不容易。过去想在中国照相馆拍照，一般需要早上五六点钟排队。这家下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服务公司的单位每天只发200个号。

　　如今，师傅们不得不放下架子。有些师傅就认为上门找生意相当于要饭，但孙秀珍说，走出去“要饭”还有活的可能，待在家里就是没活路。

　　替老年人拍照的尝试为中国照相馆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航天部的领导说：“我们这里家家都挂着你们拍的照片，连春节拜年话题都是你们拍的照片。”许多当地的照相馆甚至冒充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小分队。

　　有一次，外派小分队到天津提供上门拍照服务时，当地的一家媒体评价说，中国照相馆的师傅能放下架子从北京跑到天津来服务，天津照相馆的师傅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

　　2001年，中国照相馆完成了从集体制到股份制的改制，改制后职工控股达到了70%。

　　“为什么我坚持70%，不然还是国家控股，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孙秀珍说。

　　如今，中国照相馆，已经拥有6家分店。暗房也改为明室操作；数码摄影广泛替代了135胶片机；工艺流程上，过去的热裱，也改为“冷裱热压”，为的是节省电力和原材料。

　　只是现在，随着数码照片的流行，手工上色技术已经接近失传。徐松延忍不住拿出珍藏的上色照片，摸着上面用毛笔，蘸提纯后的植物和花朵的浆汁，一点一点描摹的色彩，遗憾地说：“这多漂亮！”

　　为领导人拍照，已经不再容易了

　　时至今日，谁也说不清楚，橱窗里的3张伟人照片，究竟是何时摆进去的。

　　在前任经理高立中印象中，“文化大革命”前后反对个人崇拜，橱窗里摆放的是劳模陈永贵的照片。伍佩衔记得，在1995年春天的时候，他将这3张照片摆在了接待大厅的显著的位置。

　　据说，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还有人在照相馆门口冲着毛主席的照片下跪磕头。“还有人在那里讲毛泽东年代有多好多好，旁边人给他鼓掌。”孙秀珍说。

　　另一方面，为领导人拍照，已经不再容易了。在中国照相馆的走廊里，偶尔可以看到贾庆林、王岐山、李铁映等人的照片，这些大多数都是解黔云凭借自己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各种会议上借机拍摄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有规定，现任领导人不允许在外面拍照，也不允许照相馆把那些照片摆出来。”高里奇解释得有板有眼。

　　一位曾经给现任国家领导拍过照片的摄影师私下说，如今给领导拍照越来越难。一般都会提前好几天打招呼，各种摄影器材也封箱拉走了，然后当天把人拉到中南海等地，摄像师之间都不能见面，直到拍照的前一刻，两人分别把架子和灯放好，基本上也不会跟领导人说上话。

　　据店员们回忆，周总理在亲自登门拍摄前曾关切询问姚经才：“你们从上海迁来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来后适应了就好了。要很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

　　刘少奇拍照时见姚经才神情紧张，也安慰他说，“老姚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我在机场照相从来是听新闻记者的；到了照相馆，当然就得听你们摄影师的指挥喽！”

　　这些都存在于回忆之中，而他拍摄的伟人照片，也成为中国照相馆的标志。孙秀珍记得一次接受采访，有记者问，中国照相馆是否借此宣传自我，她忍不住反问道：“您觉得谁能发这个话，让我们现在不摆这些照片？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