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分，这是北京孩子杨寓晨的中考成绩，这个成绩足以让不少人羡慕：在海淀区，这个成绩可以考上八一中学或十一学校；在西城区，这个成绩能上十三中；在东城区，也有机会进入景山学校了。可是杨寓晨的选择却是国际高中，这让不少家长和老师很不理解。

　　1989年上海成立了第一所国际学校，到2009年，我国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已经超过了百所。

　　按照我国的政策，国际学校高中以下年级原则上只能招收外国国籍的孩子。但是仍有不少家长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甚至有人不惜把孩子改为非洲国籍或先移居香港地区。

　　如此费钱费力，这些家长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呢？

　　记者最近接触了几个正在准备和已经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家长和孩子，了解了他们选择这条道路的很多无奈。

　　不想再做考试机器“考上八中我们也不上”

　　杨寓晨的中考成绩确实不错。班主任老师曾经说：“班里就杨寓晨一个能考上高中。”

　　但其实，在中考之前杨寓晨几乎已经放弃学习了。

　　杨寓晨是个很随性的女孩，她喜欢看书，看各种书，“有一段时间，西单图书大厦的书我买了整整两个书架。”她还特别喜欢给同学讲自己看过的小说。每天中午吃完饭，杨寓晨的身边总会聚集着很多同学：“我给他们讲了好几本小说了，一学期就能讲好几本。最强的是我把七部‘哈里·波特’都给他们讲过了。”

　　爱看小说的杨寓晨也爱写小说。什么都写，“特别爱挑战自己，专找自己不熟悉不会的东西写。”

　　就是这么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考试时的作文分数总是很低。

　　“老师总让我们按照套路来写作文，要分三段，开头怎么写，中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都有套路。”杨寓晨说，“我特别不喜欢这样。作文就是写个性化的东西，这样写的话个性化的东西就没了。”

　　很个性的作文都有套路，其他那些有“标准答案”的科目就更不用说了。杨寓晨说，上课除了灌输知识就是训练答题技巧，然后再用这些技巧去应付考试。

　　条件反射式的训练，占用了杨寓晨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3岁就开始学习的画画，为了没完没了的题海放弃了，一直在练习的书法也搁置了。更重要的是，杨寓晨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她不明白每天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意义在哪里。

　　虽然不是个特别叛逆的孩子，但是在这件事上，杨寓晨很坚持。

　　整整一个学期，杨寓晨“上课不听讲，写小说”。小说也懒得写了之后，就是睡觉，有时甚至考试时都睡觉。

　　杨寓晨的妈妈着急了。她要给女儿找出路。

　　经多方比较，最终，杨寓晨的妈妈觉得国际高中应该更适合女儿，“至少这里的教育更注重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只为了考试。”

　　得知自己即将告别这种恐怖的学习生活后，杨寓晨决定好好复习中考，就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没想到，中考的成绩相当不错。不过杨寓晨和妈妈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继续上普通高中的念头：“如果还是继续这种强压式的学习，就是考上了八中我们也不上。”

　　为国学回来却选择逃离中国式的教学

　　杨寓晨是在往“外”走，姜涛却是带着儿子往“里”走。

　　现在一家著名外企工作的姜涛在国外生活了13年。儿子5岁的时候，一家人回了国。“我一直努力让儿子知道他是个中国人，但是儿子总是无法理解”，为了让儿子拥有一颗“中国心”，姜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一所普通的小学，希望他能先过国学这一关。

　　儿子很快就能熟练地用汉语交谈了，这让姜涛一家很欣喜。不过这种欣喜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转眼间儿子进入了四年级。“周围的人都在议论小升初，都在议论给孩子报什么奥数班和英语班”。姜涛的太太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卷入了焦虑的漩涡。“这股力量强大得可怕”，姜涛说，“别人的孩子报了什么班，太太生怕儿子落后也会给儿子报什么班。”

　　“这不是我带儿子回来想要寻找的东西。”姜涛说。

　　在儿子的教育上，姜涛有很深的思考，也很有计划性。

　　“中国的父母都是要倾尽全力给孩子一些东西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反正要给，那么给什么就显得很重要了。”姜涛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长大的时候会面对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因此，“我们要给孩子那些将来无论环境发生什么变化都能应对的最基本的素质”。他觉得这些能力应该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搜集信息的能力、解读金融和经济知识的能力以及全球观念和本土参与能力等等。

　　回国、进入普通学校，是姜涛教育计划中“本土化”的一部分，他希望儿子能认同中国文化，能认同自己其实是个中国人。

　　现在，姜涛觉得这“本土化”的计划不能再继续了，因为他看到儿子“会说流利的中文，但是文字中没有自己的观念；可以破解很难的奥数题，但是已经体会不到快乐”。

　　同样是逃离应试教育，姜涛的痛苦是双倍的。因为他是带着希望和期盼把儿子交给学校的，但现实是，他的期盼只实现了小小的一部分，换来的却是他对继续这样下去的恐惧：“我现在给孩子的可能是对他将来没有用的东西，而对他有用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却给不了他。”姜涛说。

　　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希望进，绝望出。

　　这恰恰是姜涛目前的状态。

　　“我要让孩子在最好最正确的教育资源里寻找未来生存的答案。”姜涛开始考虑把他的一揽子教育计划中的“国际化”的部分提前。

　　姜涛已经物色好北京顺义的一家国际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这所国际学校的幼儿园里看到这样一幕：孩子们都已经离园，老师却忙了起来，他看到一个老师正在挖开教室门前的沙坑，然后把一个个“恐龙蛋”埋进去。姜涛不解，老师回答，小朋友第二天会在玩沙子的时候“意外”地挖出恐龙蛋，“孩子们一定很欣喜”。

　　“我被这个老师感动了，我在老师身上看到了希望。”姜涛说。

　　逃离的路费很昂贵 这样做到底值不值

　　人们把这种进入国际学校接受教育的方式称为“本土留学”，因为免去了出国留学种种不确定的风险，近些年这种方式成为不少低龄留学者的选择。

　　其实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家长像杨寓晨的妈妈和姜涛一样，认为孩子应该有国际视野，适当的年龄应该到外面去看看。只不过这个“适当的年龄”已经有越来越低的趋势。有媒体统计，今年我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与那些还在应试教育中苦苦挣扎的孩子相比，杨寓晨和姜涛的儿子似乎即将进入“世外桃源”。但这个“世外桃源”的入门费用可是不低，按照目前市场上的普遍价格，国际初中的费用大约是每年四五万元，国际高中的价格要更贵，每年大约6万~10万元。而且，从国际中学毕业后，只有出国读大学一条路，再回到中国教育体制内参加高考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

　　跟真正的出国留学相比，进入国际学校的费用还相对较低，但是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一年近10万元的费用还是很高。

　　花这么多钱，让孩子早早离开国内的基础教育，这个逃离是不是太贵了？

　　姜涛的回答应该很有代表性。

　　“真正让我决定让儿子逃离应试教育的还不仅仅是怕压力、怕累。”姜涛说。

　　“中国和外国的教育真正看出差别的是在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姜涛说，国外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前都是在玩儿，在“不全面地发展”着，但是进入大学后，经过一年时间的思考，很多人在大二锁定了一个自己梦想的专业。然后这些孩子就会突飞猛进地发展，短短的几年内就能在自己的领域内达到很高的水平。

　　“同样是大学，国内的学生刚上大一时，懵懵懂懂比较安静，但是到了大二就开始玩儿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兴趣，真正把心思放在某个领域上。”姜涛说，这就是不同，人家开始学了，我们却开始玩儿了。“我们十几年的基础教育就是以进入大学为目标的，孩子们进入大学的门后，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如果说杨寓晨的妈妈和姜涛正带着孩子奔跑在逃离应试教育的路上，那么周志兴先生应该算带着儿子逃离成功了。

　　周志兴和爱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他的爱人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

　　“儿子从一年级开始上的就是国际学校”，周志兴说。

　　他有3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大学已经毕业，老二正在上高二，都是在应试教育中历练过的。周先生对孩子的教育曾经非常困惑，他不知道应该给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受教育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怎么才能让孩子既学到知识又有好的品质。为此，当小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决定换一种教育方式，直接把孩子送入了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有很多方面周先生都很认同：“孩子不用上课手背后面了”、“孩子班里一共十几个人，上课围成一个圈坐”、“孩子可以随便提问”、“可以走来走去，甚至可以坐在讲台上”。

　　最让周先生动心的是：“跟其他孩子比，儿子的眼神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