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之后

　　权力公开的深度与广度、制约核心权力的程度，都决定着改革的力度与成败。

　　限权之后，如何保障减下来的权力不反弹？王睿认为，除了制度化以外，监督成为保护改革不倒退的重要因素。

　　“公开是监督的第一步。”王睿说， “区委常委会议讲了啥，一上网就知道。”

　　在武侯区党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上，以往神秘敏感的内容如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效能督察结果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区委领导的活动、区委各部门近期工作情况等也向社会全面公开。

　　为了增强区委议事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该区建立了区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等“六会”列席制度。

　　去年，玉林东路社区党总支书记杨金惠去年被邀请列席区委常委会。会上，她提出整治全区老旧居民院落的意见很快被区委采纳。

　　不仅如此，武侯区还建立了党代表与委员、常委之间的“双向约见制”，普通党代表可以随时约见区委委员甚至区委书记。

　　“常委们在工作上是否越位、错位或不到位，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样公布出来，本身对权力者本人也是一种无形的提醒和约束，能够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作为力推此项改革者，王睿对通过公开进行“监督”寄予希望。

　　但这样的公开却被学者评为“若明若暗”，成都市委党校一位长期关注武侯区试点的学者认为，实际上，重要人事问题、利益问题，甚至包括领导的年终奖收益等敏感问题就很难公开；再比如，组织部门提拔干部要搞测评，但是结果只向领导公开等等，都不够透明。

　　王睿则觉得，试点改革不是说一步就走得很远，“并不是完全公开，中纪委也是这样要求，要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有些党内事务是不能公开的。”

　　“公开只是开始，监督才是目的。”四川省一位纪检系统老干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

　　现实中，县委书记往往对当地的重大项目、人、事、财有支配权，甚至直接影响和制约身边人的仕途，而对其监督往往颇为尴尬，“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

　　近年来，中央层面对县委书记的监督上对此亦有动作，比如，高配县委书记，加大县委书记的提拔力度，县委书记一职的任命权收归省委；强调县一级纪委的作用，开展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大轮训等。

　　而在制度层面，湖北省纪委的上述《办法》显然走得更远，该办法规定，“县纪委可以将掌握的县委书记腐败迹象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

　　这一规定在现实中被评“难以落实”。廉政研究者认为，尽管《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纪委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但对纪委的双重管理体制就意味着，同级党委能决定纪委书记的帽子和钱袋子。“这种情况下，有哪个纪委书记敢于向上级报告情况？如果要使这一规定可行，必须改变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

　　显然，规范县一级党政权力的改革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