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北京3月7日电“听说我们附近几个村马上要进行城镇化改造了。不知温总理在报告中，有没有讲到城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内容？”今天下午，临海市上盘镇如宝村王茂福等村民，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询问政府有关这方面的政策。
为此，记者专门邀请薛少仙、范谊、张剑星和朱新康四位全国人大代表，“把脉”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
蓝图美好
记者：今年2月，《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正式获国务院批准实施。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72%左右，城镇人口达4100万至4200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城镇繁荣兴盛的美好蓝图。
薛少仙：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我认为，眼下推进城镇化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政府财政充裕了，推进城镇化已具备物质条件。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心镇，符合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由于大城市不能无限制扩张，推进城镇化，可以缓解很多“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同时，对农民来说，可以就近就业，避免大城市里的高生活成本，享受更好的就业、就学、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待遇。而对农村来说，把农产品加工业等“搬”进城镇，发展适合当地农民消费的第三产业，将促进生产力布局更加合理。另外，推进城镇化加快了土地流转，有利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
朱新康：对于城镇化建设，我感触良多。2000年，织里仅有1万余人口，通过城镇化建设不断壮大，不断发展，目前已有20余万人。城镇化建设，让织里人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环境变好了，道路变宽了，房子宽敞了，医疗卫生设施改善了。
不要“被上楼”
记者：有群众反映，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现象。农民过所谓的“城市化生活”，许多自然村被夷为平地。然而，“上楼”农民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成本迅速增加，又缺乏社会保障。住房条件表面上改善了，实质上会不会导致“上楼致贫”？
薛少仙：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据我所知，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观念问题，并不愿意做“居民”。在这点上，政府只能尊重农民的意愿，并积极加以引导，绝不能硬来。
张剑星：加快推进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在保障农民权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让他们不受牵绊、自由地到城镇安居乐业，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
朱新康：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市民，并不是建几幢高楼、把村庄改名社区那么简单。如果不切合农村实际，强推强拆，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有些地方政府盲目推进城镇化，甚至靠卖地来搞建设。这种违背农民真实意愿的“城镇化”，严重威胁着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
要关爱农民工
记者：目前来看，我国城镇化正沿“两条线”同时推进：一条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表现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另一条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表现在农民工逐渐获得居民待遇，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范谊：再漂亮的房子，如果没有人，也会失去活力。因此，推进城镇化，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更好的发展、更幸福。眼下，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因此加快推进城镇化十分必要。每年春运，政府部门都精神紧绷。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的家和就业地不在一处。于是逢年过节只能像候鸟一般，千里之外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不仅增加农民工的负担，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农民工如果在一个城市有稳定劳动关系，并且居住一定年限，应该成为该城市的一份子。反过来说，农民工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如果长期处于没有城市户口的尴尬地位，会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户籍制度上给予相应的政策，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让他们尽快融入城镇生活。
长远发展需规划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必须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代表们对此有什么感想？
张剑星：推进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和新农村建设相辅相成。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忽视城镇发展规律，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承受能力，提出不切实际的城市发展目标，这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小城镇的规划必须至少超前4至5年，从以人为本，保障改善民生的角度搞城镇化建设。
范谊：推进城镇化，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的哲学思想方法，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视角，对城镇化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谋划，确定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战略途径，规范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调整各种关系，规避风险，调高整体效益，降低风险和成本。把城镇化的定位、过程和结果放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大局中去认识、把握和谋划，增加系统性，提高科学性，减少盲目性，把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综合代价和重复建设降低到最低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