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私刻医院收费章，为妻子骗取透析治疗400余次的廖丹，终于将17.2万元赃款全部退还至东城法院。短短5天，廖丹就获得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这将可能为他减少不超过30%的刑期。

　　东城法院的法官表示，廖丹并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依法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廖丹基准的3到10年的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的刑期。目前，法院还在合议中，会考虑廖丹家的实际情况做出判决。 …[详细]

　　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在北京，廖丹妻子仍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廖丹想过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但“太麻烦了，妻子的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如果一次不能办妥，每次来回的路费也负担不起。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可参加新农合医保，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业界人士指出，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详细]

　　>>一问天地良心 丈夫：只要她在就得治病 妻子：现在看我嫁对人了

　　记者眼前的杜女士黑瘦，只有70多斤，相比一家三口十年前拍摄的全家福上白净的样子，杜女士瘦了30斤，“现在见到我的人，都以为我50多岁了。”杜女士的双肘内侧都已因透析隆起大包，忍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一份夫妻患难之中的真情，让杜女士坚持下来，身体比去年也有所好转。

　　杜女士和所有了解廖某家境的人，都为廖某最后的结局担心。时常接济廖某的邻居卢大妈说，她和几个邻居都认为，廖某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应该惩处，但希望能够从轻，“他每周两天都要送妻子去医院透析，如果他去服刑了，小杜怎么办?”卢大妈说，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她相信廖某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二问司法独立 如何警惕媒体公审兼顾社会公平

　　如今，廖丹最终会受到什么样的判罚最令人关注。已经有媒体刊发文章，希望能“法外施恩”给予缓刑的判决。法官在前述新闻中的表态，即可看作是对这一呼吁的回答。人们期望着，最终的宣判能够兼顾情与法的两面。但说穿了，肯定还是愿意天平向人情味倾斜，为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留下活路。众多好心人、慈善机构捐钱出力，也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若真要说有“希望”，我们恐怕不能全然寄托在法官们的一念之间

　　廖丹的事情在法律界引发了一场情与法的探讨，“此案并没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法院在宣判过程中，将会考虑廖丹家的实际情况，结果目前还在合议中”，有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解释。有评论员文章指出，于法理、公义而言，廖丹私刻医院公章骗取医疗费，当然涉嫌犯罪。 …[详细]

　　政府应该是大病救助体系的主体，以政府为主，这个制度才能建立起来，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完善。政府可以在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基础上，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大病救助专门通道，有专项资金和管理运营人员，由相应的医疗卫生部门，来引导帮助需要救助的人群，走这个专门的通道。另外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也是建立大病救助体系有益的补充。…[详细]

　　河南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茂松：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救助对象、资金来源和支付方式。

　　摸清救助对象数据，建立贫困大病患者数据库。建议由各地民政部门会同各地卫生部门、统计部门，调查当地大病患者人数、医疗费用、社会救助等情况，为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整合各方面救助资源，以政府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的力量作为资金的来源。建议由各地民政部门会同各地卫生部门、统计部门，调查当地大病患者人数、医疗费用、社会救助等情况，为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另外要明确支付的方式，完善资金的管理制度，简化资金结算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大病医疗费用在医院直补。 …[详细]

　　法律是道德的总结和固化，反过来又对道德提供了促进和保护。但法律又是标准化的，与道德相比更具刚性。法律会对与道德的日常接轨留出一定空间，重判或轻判的合法理由就包括道德考量，但法律有不可逾越的底线。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加强并完善法制，并且在最迫切的民生及社会公平上有所突破，这是治本。

　　中国建立法制社会是艰难的，准确说，社会各层面，包括官员、普通人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都不够强，一些法官对法律打折扣的根本原因是这种大环境。真正严格执法既需要司法人员的敬业乃至献身精神，也有赖全社会对公正司法的支持和力挺。 …[详细]

　　建立大病救助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医疗保障比较健全，他们对大病救助的一些方法，也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在法国，医疗保障体系专门对30种严重疾病包括慢性疾病“开绿灯”，如艾滋病、帕金森氏综合征等。如果有人患了这30种疾病中的一种，国家将全额支付他的医疗费。越是疑难杂症、重病大病，参保人员越能享受到近乎百分百的医疗报销。

　　在墨西哥，无论是成立已久的社会保险局或者新近建立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都采取转诊制的方法来控制成本。也就是说，病人第一步必须到初级医院或特定的家庭医生处就诊，只有在病人病情较为严重和复杂，才会被建议进入中级或高级医院就诊，这样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机制。

　　目前，我国的一些地区也非常重视大病救助问题，制定了一些可行性很强的制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上海市青浦区，从去年11月份正式启动，至今年1月底，已有11.8万农民参加“特种大病救助基金”，农民个人只要出10元，如果患尿毒症、白血病和其他恶性肿瘤（包括肝移植），报销医疗费用超出5万元，就可启用这种救助基金，最多可报销50万元。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