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覆盖窘境凸显
新闻延伸
走投无路的廖丹也想过求助医保。但此时的医保对于他来说，就像一根浮在水面的稻草，拉不住、靠不得。
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在北京，廖丹妻子仍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廖丹想过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但“太麻烦了，妻子的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如果一次不能办妥，每次来回的路费也负担不起。
南方日报记者查阅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1/5。
“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可参加新农合医保，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业界人士指出，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廖丹家庭悲剧的背后，凸显当前医保覆盖窘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称，随着流动性人口的膨胀，“外地人”医保关系迁入备受期待，然而医保关系转移支付却难以推行，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分成。
顾昕建议，从长远来讲，提升基层医疗资源，用中央财政进行医保全国统筹以方便民众异地就医，让医保“漫游”起来方为解决杜金领们问题的根本之道。
此外，我国的医疗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有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中，提到了在职员工，也提到了离退休人员，唯独没有那些“无业者”，而廖丹的妻子恰巧属于这样一个制度的盲区，他的求诉无门也变得不那么奇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韩桂君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当初我国制定这个条例时存在的一个考虑不周到的情况，现行的医保制度确实无法全面覆盖所有人，我们急需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险机制。
廖丹的事情在法律界引发了一场情与法的探讨，“此案并没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法院在宣判过程中，将会考虑廖丹家的实际情况，结果目前还在合议中”，有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解释。
按照廖丹的诈骗金额，及检方建议3-10年的量刑看，该人士分析，如果廖丹获刑3年，就有希望同时获缓刑，这样就能在监外服刑，继续照顾妻儿；但若判刑在3年以上，廖丹就必须被收监服刑。
有评论员文章指出，于法理、公义而言，廖丹私刻医院公章骗取医疗费，当然涉嫌犯罪。但于情理、私德而言，身为下岗工人的廖丹，对长期身患重病的妻子，竭尽所能地治疗，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自己患病“从不去看医生”，最终在“被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法律之上还有人性。可以设想，假如廖丹不骗取医药费，他的妻子可能已经病死。这相当于说，廖丹以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条人命，对此，检方、法庭该如何厘清其中的善与恶？廖丹当然应受法律制裁，但若被判实刑，他的妻子、孩子谁来照顾？当一个公民不忍坐视另一个公民因无钱而放弃治疗直至等死时，能不能说他也是在挽救社会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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