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农历春节，无锡市公务员张正(化名)有些发愁，“没想到单位一点福利都没有，估计连年夜饭也不会有”。
张正去年大学毕业，通过2013年江苏省公务员考试成为无锡市一名基层公务员。他说，“父亲当了40多年的公务员，他希望我也回到家乡当公务员”。
然而入职仅半年，张正就萌生“下海”之意，他对薪资福利不满，“估计在同学中收入偏下”，也因“沉闷的环境难以调动工作的积极性”。
“下海”是指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职位去创业经商。舆论认为，中国曾出现两次大规模的“下海潮”，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涌现出泰康人寿的创办者陈东升、地产大腕潘石屹、新东方总裁俞敏洪等统称“92派”的企业家。
“如果辞职，我可能会经商”，张正说。时下在中国，与他持类似想法的公务员不在少数，“金饭碗”的“含金量”似乎被打了折扣。
“公务员群体灰色收入比较多，过去由于管制比较宽松，所以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中央八项规定严格贯彻之后，一些被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就慢慢浮现出来”。
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执政以来推行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仅在2013年就颁布十余道中央禁令，包括从“舌尖”到“车轮”、从月饼到爆竹等多个方面。
禁令出台后成效明显。中纪委消息称，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党员干部30420人。
在此背景下，民众拍手称快，公务员群体则似乎被“戳痛”。“不让公车私用、公款吃喝，我们都能理解，但禁到最后，连一些福利都没了”，有媒体援引江西一名副科级干部的话，说工资难以维持全家的正常开支。
中国目前手捧“金饭碗”者已达到700万人，相当于瑞士、以色列等国的总人口。谈及公务员的新一轮“下海潮”，学界反应不一。
“如果有‘下海潮’，是个好事，是更加合理化的现象”，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胡祖六说。他认为正常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应去从事创造财富、创造税收、创造就业的工作，而不是靠寻租、收税来活着。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沈友军提醒，前两次“下海潮”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时期的产物。如今公务员“下海”，会因其原掌握的公共资源而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也容易成为贪腐官员洗钱的“暗道”。
不过，2014年国家公务员笔试的报考人数达152万，再创历史新高，同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计划招录公务员仅为1.9万人。
“既然考公务员竞争那么激烈，说明基层公务员的抱怨不成立，说明公务员的收入仍然偏高”，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朱海就此表态。
张正也承认“下海”只是想想，“父亲希望我继续坚持，我也没听说最近有哪个同事辞职”。他还希望社会对基层公务员生存不易予以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表明，中国公务员工资仅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也未随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升而同步提高。这项结论与公务员近年频频呼吁涨工资相呼应。
需指出，中央出台禁令并没有限制和降低公务员的合法收入，与公务员涨工资没有必然联系。但如一些专家所言，中国公务员薪酬制度还没有形成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机制和动态调整制度。
汪玉凯认为公务员晋升的公平竞争机制也有待完善，一些地方仍存在任人唯亲的官员选任现状，亟需改革复杂微妙的“办公室政治”。
多位专家认为此时讨论公务员“下海”，其背后要义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称，历次“下海潮”与市场作用的强化紧密相连，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传达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及推动多方改革的决心。“‘下海潮’将改变国进民退的局面，支持更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他说。
朱海就认为，如能形成与“92派”相对应的“2014派”，与“市场化从缩小政府开始”相吻合，也许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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