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应该如何走？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不同的声音，在实践中有不同的探索。一种观点认为，工商资本拥有资金、管理、市场、技术等优势，将其引入农业、改造农业，农业将在短期内面貌一新；另一种观点认为，工商资本或许在发展农业上有其优势，但“三农”不仅是农业，还包括农民和农村，资本下乡无法解决中国人多地少、农民数量庞大的问题，因而主张只有依靠农民，才能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对此，中央的精神是明确的，即农业发展要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
如何维护农民主体地位？一方面是要保障农民权利，一方面则是提升农民能力。7月，农业部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把以前的“培训”升级为“培育”，可说是在“提升农民”的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
按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的话说，培训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培育则包括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全过程，即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可以说，中国正在启动一个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计划。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期专题与您一起关注。
中国农民要转型
“庄稼地里挣不了钱，村里4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不种地了。”重庆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农民周斗全说。周斗全所在的村民小组，284名农民中有近百人外出打工，留下种地的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事实上，不独重庆如此，在各地农区，50岁以上的农民已成为农业“主力军”。
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我国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8.1%，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我国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将接近50%。
浙江省农业与农村办公室农民培训处处长陆益说，随着素质相对较高、能力相对较强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就业，农村只剩下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趋明显，农业一线劳动力素质和能力严重弱化。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十一五”期间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依然习惯沿用传统生产方式和手段从事农业生产。
重庆市合川区是当地农业生产大区，区农委农技站副站长童刚告诉记者，2006年以来，区农技部门每年都会在春耕前后向农民推广精量播种、中耕锄草、水稻牵绳定距调栽等农业新技术，但年纪大的农民接受起来很困难。
“以精量播种为例，这种作物播种方法可使播种更均匀，减少播种量，使个体发育更加良好，实现高产的目的。但播种劳动强度较大，技巧掌握较复杂，很多老年农民不易掌握也不愿学习。”童刚说。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老人农业”引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进度时常受到影响；二是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三是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现代农业发展受阻。
这就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现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传统小农没有经过现代农业培训，不是用现代的作业方式进行生产，这部分占绝大多数，最少在90%以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应该被淘汰出农业生产领域，尤其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政府如果过于积极推动土地流转，过于激进地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让少部分农民拥有较大面积土地，失地农民就会越来越多。”贺雪峰说。
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必须要正视这一现实。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将来即使超过70%，我国仍然有4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农业发展必须要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
事实上，正是由于我国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发展现代农业的紧迫形势下，农民转型显得更加迫切。
山东省委农工办副主任刘同理表示，在我国现实国情下，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素质，让更多“有知识、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为特征的新型职业农民经营农业。(记者张志龙李松王贤朱峰)
倾听农民成长的呼声
农民转型需要在现代农业的实践中、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逐步完成，而如果有相关的培训和引导，这一过程无疑会更加顺畅。当下，我国在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上已有不少探索，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很多不足。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多地农民，倾听他们的看法和呼声。
培训需求“冰火两重天”
采访中记者发现，普通农户和职业农民对培训的需求和心态存在明显不同：普通农户对参与农业技术、技能培训兴趣不大，积极性不高，培训组织难度较大，效果也不明显。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地大户、家庭农场主等新型经营主体则积极希望参与各类培训。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胡家村胡福华表示：“老百姓种地，不需要啥技巧。比如打药，一般就是蚜虫，都能看出来，其他没啥。该浇地就浇地，该打药就打药，靠经验。”
山东莘县农民刘光为说，自己家种了3亩韭菜，凭经验就能种得不错，不需要什么技术培训。
因为如此，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培训考核目标，不得不用发毛巾、脸盆、洗衣粉等“奖品”，来吸引农民上课，甚至靠村干部“拉壮丁”；有的地方还搞虚假培训，弄来农民身份证登记签名，随便找人糊弄几堂课，凭所谓的“培训登记表”，就算完成了培训任务。
浙江省嘉兴市华中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沈华中告诉记者，农村散户主要是生产自己的口粮，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企业打工，让他们不打工去听课培训当然不愿意。有些地方农民培训仅仅是为了车马费和午餐费才来的。来了也不听课，就在教室里聊天带小孩。
相对于普通农户对培训的冷淡，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则对农民培训表现出强烈需求。
山东高密种粮大户王翠芬表示，以往种地面积小，生产环节忽视一点，损失相对较小，现在种2000多亩地，稍有闪失，损失会相当严重。所以自己非常需要相关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培训，自己也经常去各地参加滴灌、植保、新品种等方面的培训。
重庆市农委对当地10个区县1200多户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显示，85%以上的职业农民希望能获得系统培训，其培训需求主要集中在农业职业技能、生产管理能力、市场开拓知识等三个方面。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职业农民对培训甚至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除了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免费培训之外，有的人甚至自掏腰包，到农业院校、科研机构进修，就是想多获得一些技术，多懂得一些经营管理经验和把握市场的能力。
不要“大路货”，不要“炒冷饭”
许多农民对培训没有兴趣，与培训内容单一、缺乏实用性也不无关系。浙江嘉兴市华中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沈华中说，他参加过很多技能培训，形式主义大于实际学到的内容，往往都是考试抄书，学不到实在的东西。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农村培训普遍存在重复培训、低水平培训、专业设置面较窄等问题，造成培训与需求脱节，培训内容多是“大路货”，没法满足职业农民个性化需求。
“老师基本不变，上课内容都一样，每次‘炒冷饭’。”浙江省食用菌协会理事毛荣良说，农民培训需求不断变化，培训专家不变化、培训内容不够广泛肯定不行，生产需求和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师资条件不相吻合，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湖北随县宝兴家庭农场主肖保新说，农业、农机、劳动就业等很多部门都在搞培训，有的时候本来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可培训却在讲小麦种植技术。
“现在的培训，就是把一些农民组织到一起，发两本书，照着书本把安排的内容讲完，什么都涉及一点，有点撒胡椒面的意思。三两个小时就讲完一个品种整个的生产过程。农民本来接受能力就弱，很多人听不懂，来了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肖保新说。
据了解，在政府内部，农业、扶贫、劳动、科技、教育等10多个部门都在搞农民培训工作，培训项目包括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训、雨露计划、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等不下20种，资源分散，单一培训项目规模偏小，使培训效果打了折扣。
例如，重庆农业部门实施的“阳光工程”，由于资金投入有限而且分散，实用技术培训一年仅有两次，一次一天。当地参加过培训的农民说，培训时间太短，知识还没来得及消化，培训就结束了。
不少农民还反映，他们更愿意参观学习外地大户经验，大面积种植怎么操作，新型农机怎么维修，仓储怎么解决，怎样和市场对接，农场、合作社怎样管理等等。“书本上的知识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我们更愿意接触些实际的东西。”一位农民说。
突破技术培训，满足多样需求
以往培训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以提高种植、养殖技术为主。这当然仍是农民培训的主要内容，但不少新型农民已不满足于此了。
重庆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种粮大户刘忠志说，培训课上，老师讲的都是常规技术，对于我们这些种粮已超过30年的“老把式”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村农田是酸性土壤，而培训老师总按书本上碱性土壤的标准教农民如何施肥，种出来的粮食能高产吗？”
“我现在种粮已经开始使用激光平地仪、气象测普仪、农药残留速测仪等高技术设备。种地新技术了解得比农技员还多，他们怎么给我当老师？”河南省武陟县种粮大户王福军说。
实际上，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不是不需要培训，而是需要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培训。寿光市农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胡云生说，随着新型农民的增多，应该加强农业生产产前和产后的培训，特别是涉及农产品销售、管理、品牌化等的培训，农民需求比较迫切。
寿光邦都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金城表示，自己经营的土地有近500亩，从2011年开始经营，主要涉及精品果蔬种植销售。“技术方面的问题雇了技术员负责，我主要需求的是经营管理层面的培训。”
“2012年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我帮助最大。”杨金城说，那次培训老师讲的是国家对农业发展政策层面的鼓励和支持，现代农业的未来和走向，这些都是他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湖北随县宝兴家庭农场主肖保新说，单纯技术培训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对新型农民应该是全方位培训，如管理能力、经济学知识、市场营销等，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盯着怎么种好这些土地，有个好收成，更重要的是怎么闯市场，怎么管理团队！”
既然是培育新型农民，就必须尊重农民，让农民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涉农补贴、惠农政策等，也应该是培训的内容之一。肖保新称，惠农政策要加强宣传，要公开透明，要有标准。现在好多政策我们根本不知道，以致很多环节都存在寻租的空间。(记者王贤张志龙李松魏董华)
培育新农民政府怎么做
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需要丰富、理念需要更新，要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先进的技术去产生影响，更要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为农民转型提供更好的条件。
市场的归市场公益的归政府
“当前水稻栽培主要面临这么几大问题：播种方式落后，盲目跟风；持续干旱，水源紧张；劳动力严重缺乏；以稻瘟病为主的病虫害多发，种植风险上升……”指着打在墙上的投影屏幕，河南信阳丰田园种业公司董事长王中海正在给种粮大户上课。台下1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30多个大户挤在一起，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这是发生在河南固始县马堽集乡中学教室的一幕。“通过培训，农民能获得贴近需求的低成本水稻种植技术，我们公司也能配套推广优质良种，双方都受益。”今年40岁的王中海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水稻种植培训，他一年要做50多场，培训农民超过1000人次，公司每年以农民培训为平台，可推广水稻种子20多万亩。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在不放弃原有散户农民培训的同时，应该不断完善和“升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体系建设。
“目前不少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为了销售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愿意主动为农民提供服务，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未来农民培训发展的重要方向。”魏仲生说，通过建立利益捆绑机制，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样才能使培训内容真正切合农民需求，达到共赢目的。
王中海认为，在未来农民培训中，应做到“市场的归市场、公益的归政府”，对诸如像测土配方施肥这样的成本较高、没有盈利空间的公益性培训项目，政府相关部门就应该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承担起培训责任，确保公益性项目也能起到实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市场的还是要交给市场。在培育新型农民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就是教会农民便捷地获取想要知道的信息，很多培训在市场上都有，市场都能提供，农民要是需要，肯定会钻破头想要了解，他也可以付费，这个让市场去决定。
政府的职责是加强对农民培训市场的监管。重庆市政府参事张洪松说，应建立相关规范性条例，防止利用培训欺骗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
运用先进技术拓展培训渠道
湖北随州有一个“幸福新农村”便民服务信息系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是智慧农村平台，它可与物联网技术结合，面向智能大棚、智能仓储、智能灌溉、农产品溯源等领域，提供视频监控、设备管理、智能控制、信息服务等多项应用。
随州市委组织部远程办主任彭公敬介绍，市委组织部已同市农业局、劳动就业局、民政局、随州电视台、随州日报社等单位签约，将他们的涉农信息整合发布。“只要是农民想知道、应该知道的信息，我们都要想办法整合，让他们能方便地获取。”
在传播渠道上，考虑到农村留守老人、妇女较多，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的实际，“幸福新农村”以电视、电脑、手机“三屏互动”实现全覆盖。不会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老人可通过电视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随州市安居镇张畈村村民刘绪新说，这个系统里有很多专家讲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内容，都是随州当地的专家，讲的是随州话，听起来很亲切。以前镇上的农技培训，专家课讲完了就忘了，现在可以在自己家的电视上看，边看边琢磨。有不明白的，还可以打电话直接问。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实现远程一对一辅导、点对点服务，这个要是能推广开来，对培育新型农民意义重大。”随县县委农办副主任熊保军说。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条件好的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构建起了连接省、市、县，逐步延伸到乡镇的网上在线学习平台，农民学员可通过“在线平台”“网上学园”和“数字图书馆”等获得丰富的学习资源。
此外，农民学员还可以在电大的“互动天地”“班级论坛”上交流学习心得、创业经验，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内容和进度，利用晚上、双休日、农闲等时间接受面授辅导，按就近自愿的原则组建学习小组进行协作式学习。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朱奇彪认为，通过对农民培训的信息化管理，还可以了解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参加过怎样的培训，既可以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的监管，又可以避免重复培训、资源浪费，对每年培训计划的制定也能起到参考作用。
拓展农民的成长空间
新型农民的成长，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而政府则应该为其提供有利的环境和足够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要确保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享有在生产领域的主导权，鼓励其优先参与加工、流通等高利润环节，以实现其自我成长。
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坚决维护农民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为资本直接经营农地“立规设槛”。尽管高层一直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经营农户承包地，但由于对“长时间、大面积”等概念界定模糊，一些地方资本下乡圈地现象严重。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经验看，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土地后，不可能把原来土地上工作的所有农民都雇用下来，会对农民形成“挤出”效应，大部分农民都要离开土地到城市中去，到流动中去，可能会出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认为，应尽快从法律层面因地制宜地对工商资本下乡的期限、规模、涉足领域等设定明确的判定标准，并明确规定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流转需交纳“风险保证金”，防止企业中途退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以及对土地从事掠夺性经营。
农民方面，政府则应该鼓励其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参与到农业加工、流通、农村金融等领域，以分享农业发展的增值收益。许多农业发展生机勃勃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
瑞典农民合作社包揽了全国所有的奶制品经销，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社经营的稻米和化肥超过当地总量30%，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奶制品加工企业大多是由奶农组建的合作社投资兴办，形成了生产、加工、营销的全产业链。我国农民更多、收入偏低，如果不鼓励他们参与到这些与农业相关的高利润领域，农民转型终将是无源之水。
专家建议，应通过法律保护、政策倾斜、税费优惠、贷款扶持等措施，保障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权利，鼓励其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连锁经营和资金互助社等，使其在更广阔的领域成长。唯有如此，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才能够不断壮大。(记者李松魏董华张志龙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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