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国民党大员黄绍竑给蒋介石的电文——《黄绍竑致蒋介石电》中提及，金华当地百姓将空投物搜集送检，在5位防疫专家严密检验后，“辨明系鼠疫霍菌”。“幸运的是，日军的这次空投并没有在当地造成危害。”浙江省档案局副局长韩李敏在接受浙江日报采访时解释说，如果空投当日阳光猛烈，病菌的存活率就会降低。“但这并不能掩盖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恶行径，这封电文就是日机曾在金华地区空投鼠疫菌的铁证。” [详细]

　　　　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年8月16日，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少佐来到杭州传达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并派飞机到宁波、衢县、金华搜索细菌战的攻击目标。11月28日，两架日机来到金华城区上空一边盘旋低飞一边喷洒类似烟雾状的东西，金华通济桥、马门头、乡间五里牌、秋都乡一带喷洒得最多。

　　　1940年10月27日，鄞县(今宁波市)发现日机撒播小麦等物品。10月29日起，当地暴发鼠疫，死亡133人。1940年10月4日，衢县发现日机撒播小麦、乌麦等物，次月12日起便暴发了大规模鼠疫。至1941年底，衢县已有2000人死于疫病。“除了空投，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手段十分多样，老百姓防不胜防。”日本曾在浙赣战役中俘虏了3000名中国军人，诱骗他们食用了带有伤寒病毒的饼后，将其释放，造成疫病流传。

　　战前浙江省内的宁波、金华、衢州等地并无鼠疫，但在日军开展细菌战后，各地鼠疫频发。浙江省档案馆向社会公布5份民国档案中的疫情报告，其中详细记载了侵华日军在浙江发动细菌战后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鼠疫”这个可怕的字眼，频繁出现在浙江各地的疫情报告中。[详细]

　　1942年8月20日，日军“731部队”人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36人共156人组成细菌战远征军到达衢州。从江西到衢州一路城乡居民区的水井，水塘，食品投放霍乱、伤寒、炭疽菌、跳蚤细菌。据统计，1940年----1945年日军在衢州的细菌战造成衢州各地连续八年传染病大流行，传染病患病者达30万人以上，死亡4万人以上。

　　1941年下半年，鼠疫传播到义乌，金祖惠居住在义乌城区的北门。时年23岁的他突然发起高烧，下腋、大腿部等淋巴肿大。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他的奶奶、母亲、妹妹都相继得鼠疫死去。“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日本人散播的，只道是瘟疫暴发。因为怕被隔离，每户人家死了人都不敢张扬，半夜三更悄悄埋掉”。

　　《浙江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关于义乌、东阳及邻近各县鼠疫防治情形的呈文》等疫情报告正是金华等地鼠疫疫情发展的真实记录。1941年10月2日，义乌首次发现死鼠，6天后出现居民暴死。截至1941年12月底，共计死亡118人。两个月后，死亡人数超过400人。随后，疫情从义乌蔓延至东阳。1941年11月25日，东阳县发生鼠疫，1个月后，共计死亡40人，4个月后，增至113人。[详细]

　　在日军的细菌战中，衢州是浙江的重灾区。衢县从192年设县到1940年，已有1748年的县史，史书中从未记载发生鼠疫。1940年10月4日，日机在衢县空投大批麦粒、粟子等带有鼠疫杆菌的毒物。11月12日，当地便暴发鼠疫并迅速蔓延。1940年12月底，衢县鼠疫已蔓延至全城58条街巷，并扩散至13个乡镇。据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包晓峰介绍，当年，衢县城内因患鼠疫而全家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三口以上的有20户，一家死两人的有29户。

　　浙江鼠疫的另一个重灾区是浙南地区，包括丽水、龙泉、庆元、云和及永嘉等地。《浙江鼠疫调查报告》的结论虽说浙南的鼠疫是从闽北传入，但现在的研究表明，福建的鼠疫也与日军的细菌战有关。因此，浙南疫区应是由福建疫区的扩大和日军细菌战的人为传播共同造成的。

　　　在浙江衢州，仍然生活着200多名身受“烂脚病”折磨的老人，他们都是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和真实见证人。他们忘不了1940年10月4日，这天上午9时许，日军“731”部队首选在设有军用机场的浙江衢州，空投下大量带有鼠疫等病菌的麦粒、小米、棉花、跳蚤，罪恶的细菌战悄然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在世的“烂脚病”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他们成为日军侵华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详细]

　　　王元龙，衢州市江山大陈乡大唐村人。“我9岁时，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吓得我拼命躲。命虽保住，但鬼子走后，我的腿开始烂了。现在我两条腿的筋脉都已经萎缩，皮肤像黑炭，又硬又痒。”

　　崔菊英，衢州市柯城区黄家街道新铺村人。“从记事起，我的双腿就溃烂得不行，流脓、发臭，尤其夏天，更是难熬，我为了不让蚊虫叮咬，用塑料布包扎伤口，但塑料布不透气，反而加重了伤口的溃烂。”

　　3支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45次辗转山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详细]

幸存者名单越来越短

　　　“第一次采访老人，在敬老院门口迎面而来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我马上退了出来。”时隔5年，回想初次直面烂脚老人的情景，骆洲记忆犹新，“调查之前，我看过不少烂脚老人的资料和照片，但一到现场，嗅觉、视觉、听觉全方位的冲击，还是让人招架不住。”

　　“一场战争将他们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毁了一辈子，太可怜了，太冤枉了。”在接受询问时，很多受害者抑制不住激动，甚至失声恸哭，“他们这辈子，从没有人问起这件事，从没有人问过他们的腿是怎么烂的，终其一生孤独地忍受自身的痛苦和外界的排斥。”

　　除了愤怒和悲伤，伴随调查深入，学生们越发感到来自时间的压力。

　　“烂脚病”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上世纪90年代末，王选会同金华、衢州地方流行病防治专家、学者和受害者，开展烂脚病受害者个例调查。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微生物学专家马丁·弗曼斯基和皮肤病学专家迈克尔·弗兰兹布劳前往浙江调研烂脚村，这是战后美国学界首次赴华调查日军细菌攻击造成的伤害。

　　“作为政府的一项社会救助政策，并非普通个人、少数企业的付出所能承担，应该有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王选反复强调。目前看来，丽水、衢州和金华三个地区最具可操作性。“我们愿意与有关部门共享资源！”在很多人看来，“烂脚病”的体制化救助不仅迫在眉睫，而且时机成熟——由政府部门牵头，予以政策支持与经费扶持，在现有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核实和确认幸存老人，招募并组建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救治。 [详细]

金华婺城9位“细菌战”受害老人 赴上海接受免费治疗

　　专家给他们做了初步检查，老人们将在那里接受10天到3个月不等的治疗。院方表示，如果这9位烂脚病人救治有效，他们还将继续扩大救治范围，或者与金华的医院进行对接，让烂脚病人在金华就能得到救治。

　　在柯城因遭受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毒害而得“烂脚病”的，2009年统计在世的共有32人(后来又确认4人)。这些老人，70多年来双下肢长期反复溃烂不愈合或奇痒难忍，且多数失去劳动能力，处于无治疗状态，2009年3月开始，柯城区人民医院组织“烂脚病”治疗小组，将这些老人分成轻微、轻度、较重、重度四类，定制医疗服务。为受害者“抚慰”历史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