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里除了陈旧的木制床和床头柜外没有任何设施，这些潜伏地下的人们要取暖，只能依靠床上薄薄的棉被和床头柜上摆着的暖水瓶。
2009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推出“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提供了“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动迁安置房)”四种保障性住房。这些住房主要针对上海户籍人口和“城市引进人才”。
“可是上海的城市居住困难群体远不仅限于这些群体，相反，非上海户籍人口以及非引进人才才是数量上最多的居住困难群体。”卫伟说，“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外面的人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粽是酒店里的“临时工”。因为酒店的工作服把又高又大的他裹得像个粽子，他干脆给自己起了这个网名。
酒店里管吃不管住，粽白天在五星级酒店工作，晚上总是拎着背包跑进一家麦当劳或肯德基。如今，他对上海某个繁华商圈里哪个快餐店更舒适了如指掌。
“我现在睡的这家最舒服，”在卫伟找到粽的时候，粽告诉她，“靠窗一排全是沙发，而且连座，不像另一家都是硬板凳。”幸运的时候，好心的店员还会把大堂的灯光调暗，“半明半暗，睡觉正合适”。
在夜晚的街头，卫伟还曾经遇到一名流浪汉，一个人要打两份工。一份是在保龄球馆，可以过夜，另一份工作不管住，所以他每隔一夜就要睡在马路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插在城市中。走在上海的街头，卫伟发现几乎每一个餐馆外面都贴着招人的告示。在她看来，这和房子不无关系。
“上海已经是服务型的产业结构，其中多少是低端服务啊。在KTV、餐饮、洗发行业工作，他们工资普遍只有三四千元，能在上海找到什么房子？”卫伟说，“很多人觉得在市场经济中，你没有钱所以没法住好房子，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城市一定要保证居住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让卫伟印象深刻的是，她居住在德国的妹妹告诉她，在德国，所有租房者的居住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国家会规定房租的定价，房东不能随意提高。即使房子被卖，租客也不会被临时赶出。法国从1956年起建立了“低租金住房制度”，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中，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广大低收入家庭，甚至外来移民都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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