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农民刘成金出狱后的头一件事，便是作证。他举报21年前的两起劫杀出租车司机案另有“真凶”。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连发两起出租车司机被劫杀案件。大石庙镇庄头营村青年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4人先后被认定为凶手。
此后，承德市中院四次作出死刑判决，河北高院三次发回重审，共提出23个疑点，并建议“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的判处”。国内多位知名法学专家曾联名呼吁，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应判无罪。
2004年，河北高院终审判决：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三人死缓，朱彦强无期。这是一个看似留有余地的判决，但仍在服刑的4人从未停止喊冤。他们均称遭警方刑讯逼供，且各有案发时不在场证明。多年来，4个家庭的申诉如泥牛入海。
2015年8月，“知情者”刘成金的“挺身而出”，让家属们又燃起一线希望。
日前，代理律师向最高法递交申诉材料，包括刘成金的证言。接下来，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期限长短待定。
四名被告人庭上翻供
刘成金的手机屏保是儿子三岁生日照，上面印着7月11日(注：实为阴历生日，当天阳历为8月17日)。他相信，照片上的出生日期可以侧面印证自己的举报。
在写给司法机关的举报信中，刘成金称，1994年8月，其儿子出生10多天后，同村刘福全带着两个人到他家躲了一夜。再次见面，刘福全说当时想整点儿钱，便在大石庙附近抢劫了一辆出租车，在蘑菇顶山上躲了10来天，饿得不行。
大石庙出租车劫杀案案发时间被认定为8月16日晚。该案当时颇为轰动，因为就在7月30日，30多公里外的山神庙沟也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被劫杀。《承德日报》当时报道，市公安局曾要求双桥分局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侦破这两起劫车杀人案。
当年11月，案发现场附近的庄头营村青年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先后被收审，1996年2月，朱彦强作为同犯被逮捕。
在检方起诉书中，陈国清、何国强被指控实施“7·30”案，杀死司机并抢劫BP机1个、现金三百余元；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4人共同实施“8·16案”，抢劫BP机1个，现金四百余元。
1996年7月，该案一审开庭时，四名被告人均翻供，并称之前遭警方刑讯逼供，并要求当庭验伤。
最先被警方带走的陈国清说，他被捆在椅子上，电话线绑在手指上、脚趾上、肛门里，被猛摇，还被电棍电击头部、生殖器，一度致尿血。实在受不住了，他便胡说一通。
曾与杨士亮被关同一监室的丰宁县村民王世林后来证明，在丰宁看守所时，杨士亮有次提审回来，额头上脱皮、头皮发青，“样子像死人一样”。杨士亮告诉他，警察询问时用了“手摇电话”。杨士亮父亲杨万英称，王世林出看守所后，曾拿自己身份证找到杨家，表示愿为杨士亮的遭遇作证。
历任代理律师都注意到，四名被告人的口供确实充满矛盾，后逐渐统一。卷宗内，陈国清至少向警方供述了7名“同伙”，作案人数，有时说两人，有时三人，有时说四人。不过当地报纸回顾破案过程时曾透露，陈国清先后向警方供出了10多个人，警方逐一排查。
而被抢BP机的下落，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先后有数十种说法，有说放自家立柜上的，有说放梳妆台抽屉里的，但警方均未查获。
承德中院分别于1996年8月14日、1997年8月12日、1998年10月13日、2000年10月8日月三次判处四人死刑，河北省高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都附一份发还提纲。代理律师在查卷宗时，意外发现这三份提纲的存在。上面显示，围绕四人是否有作案时间、公安是否有刑讯逼供等，河北省高院三次共提出了23点疑问。
“如果故意让被告人进行‘统一口供’，这样取得供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第三次发回承德中院重审时，河北高院曾在发还提纲中点明口供中存在的问题。
对刑讯逼供的指控，承德市双桥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2000年9月出具证明，称1980年已淘汰手摇电话，以此否认刑讯的存在。
据了解，高院三次发还重审后，承德市中院没有全面更换合议庭成员，同一名审判员连续三次担任本案审判长。这一点也被指有违程序。
四人作案时间“存疑”
四被告人家中的老人，年龄最小的65岁，最大的78岁。杨士亮的父亲走路驼着背，陈国清的母亲听力受损，别人跟她讲话时要扯着嗓子喊。21年来，这些父母从未放弃过儿子，坚信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的首要依据是四人没有作案时间。陈国清在申诉状中说，7月30日晚上，他在第二锅炉厂里加班。而8月16日，他和同村陈国志等人捞鱼并在陈国志家炖鱼。
工厂考勤本上记载，陈国清1994年7月30日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记工员郑启超证明，该厂晚上加班要到9点。但陈国清此前向警方供述称，下午5点多便跟何国强喝酒并商量去市里抢劫出租车。律师发现供词明显与考勤时间不符，但这一不在场证明当时没有被法院认定。
另一被告人朱彦强，事发前后几天见过他的人均认为，他当时不具备作案能力。8月13日，朱彦强打架被人用铁棍打伤头部，缝了好几针，卧床在家养伤。
2015年12月24日，邻居李凤英回忆，8月18日同村朱金贵结婚，她在家门口看到朱彦强时脸是白苍苍的，走路摇摇晃晃。村民陈瑞记得，17日下午去到朱家借三轮车买电视机时，朱彦强还缠着纱布躺在床上。
8月16日当天上午，第二锅炉厂的医生杨玉环还到朱彦强家为其输液。公安、检察机关去调查时，曾把朱彦强的看病处方拿走。
河北省高院在发还提纲中两次提到：输液处方应该附卷。但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卷宗内至今没有这一处方。
另外两位嫌疑人，何国强称7月30日帮人买西瓜，8月16日在朋友家打麻将；杨士亮也提出8月16日在家与朱彦国、朱世清等人打麻将。
朱世清称，确实经常到杨士亮家打麻将，但警方第一次找他问话的时间是1996年10月而非案发后，由于时间太久远，他已经记不清当天是否在一起。另一证人谢红梅在2004年8月接受律师询问时称，案发当晚她丈夫朱彦国确实同杨士亮打麻将。但之前在警方作笔录时，她一口否认丈夫当天在打麻将，还说杨士亮老婆教她作假证。谢红梅后来解释，是被公安吓唬的才那么说的。
河北省高院也注意到了证人证言的反复。还在发还提纲中提出，“四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时间问题存疑”。但这些不在场证明最终未被法院认定。
“这两起犯罪都没有我，我心里最清楚。”何国强曾告诉前来会见的律师，当时家里正为他盖婚房，他也不缺钱。
2009年10月30日，在答复被告人申诉时，河北高院认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无作案时间，经查不能确认。”
关键证据鉴定“早产”
在律师及法学专家看来，该案件也是疑点重重，极可能是一起冤案。申诉代理律师称，当年定罪的关键物证只有刀子和烟头，刀子与陈国清有关，烟头则指向杨士亮作案。但从鉴定时间看，两份鉴定书都是在尚未取样的情况下出的结果，可靠性存疑。
承德市公安局1994年78号鉴定书记录：“7·30案”次日，承德双桥分局向承德市公安局送检一把带血迹的刀子，要求检验血型。经鉴定，刀上的血迹和被害人血型均为B型。但卷宗里显示，公安机关11月2日又从陈国清家提取了一把带鞘自制刀具。陈国清供述，两起案件他均是用的这一把刀子。
陈国清辩护人张连山曾在一审庭上追问：一起案子(“7·30案”)，怎么出现两把刀子？到底哪把刀子才是凶器？
在终审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这两把刀子实为同一把刀子。鉴定人以“写错了”来解释鉴定时间的“早产”。
还有烟头，这是“8·16案”的唯一物证。卷宗记载，烟头当时是在出事出租车的后座脚踏板处发现的，但奇怪的是，公安当时并未按程序对烟头拍照。而后的鉴定书记录，这个烟头是1994年8月23日送检，经鉴定，被害人(出租车司机)血型为B，烟头唾液的血型为A，陈国清、何国强均为O，杨士亮唾液血型为A。
但陈国清是10月30日被传讯，11月3日被收审，何国强、杨士亮更晚。
辩护人当年在庭上提出疑问：烟头提取时没拍照、现场勘查时又无见证人，两项程序违规，如何能证明送检的烟头即为案发现场那个烟头？且8月23日嫌疑人还未被收审，鉴定又是如何做的？
对于鉴定时间的疑云，1996年7月25日，鉴定单位在原鉴定报告中补充称，对杨士亮等人的唾液血型鉴定是在1995年2月8日进行的，并加盖公章。但同刀子鉴定的说明一样，“写错了”并不能说服被告人家属及代理律师。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河北省高院当年发还提纲中，也曾追问：“上述两个问题，公安机关虽有说明，但可靠程度如何？”
未受重视的“真凶”举报
在陈国清等四家人为案件奔走时，刘成金的举报一直未中断过，但起先四家人并不知情。2015年8月出狱后，刘成金才见到四名被告人的家属。
刘成金告诉北青报记者，1995年12月，他因盗窃被抓。为了立功，1996年4月他在看守所写了第一份举报材料，举报飞机场包工头王江被杀案、山神庙沟及大石庙出租车司机被劫杀案三起均为刘福全、王树忠等三人所为(刘福全、王树忠两人后因飞机场杀人案等被判死刑，已执行，同案张某某被判无期)。
时隔多年，提及陈年细节，刘成金记忆力惊人。他说，1994年8月刘福全、王树忠等三人到他家躲避时，王树忠裤脚有血迹，还让给他找一把刷子。当时他妻子在隔壁屋坐月子，三人在西屋吃的饭。其间，刘福全口袋里有呼机的响声。凌晨4时，刘成金领着三人盗窃了附近一家粮店后，把他们送走。刘成金看到他们在栅栏门后拿走一卷东西，是一个坐垫和一个靠背垫。
几个月后，刘福全到刘成金家里打麻将时提了句：没事了，听说大石庙抓了几个替罪羊。刘成金称，还见过刘福全家的小孩拿着BP机当玩具。
第一次举报后，刘成金记得双桥公安分局某领导来提审时说过，后面两起案件你别说了，我们已经破案了。刘成金事后得知，自己也并未因举报飞机场杀人案而获得立功。当时，他还不认识杨士亮等人。
1997年1月，刘成金恰巧同杨士亮关在同一监室，眼见着杨士亮被夜审，然后被扶着回来。听杨士亮说完自己“太冤了”的事情经过，刘成金告诉他，“我差不多能给你办了。”杨士亮许诺重金谢他。
刘成金继续举报大石庙案另有“真凶”。1997年8月11日，承德市公安局作出书面说明，认为刘成金揭发材料纯属虚构事实，转移侦查视线。
河北省高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举报。1998年2月，河北省高院在发还提纲中还在追问：刘成金的揭发是否属实，与该案有无关系？
刘成金后来发现，他的揭发并未受到重视。2000年时他曾保外就医，回家问过妻子及岳父，公安可曾来调查询问刘福全借宿的事。听说公安没来调查，刘成金很生气：“如果一开始重视我的举报，别人就不用抓了。”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他仍坚信陈国清、杨士亮等四人并非“真凶”，并曾在2002年从监狱写信给杨士亮父亲，陈述他所知道的情况。2005年，刘成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检举，2006年河北省高院法官曾到他服刑监狱了解情况。
刘成金这一举报线索被河北高院认为无确凿证据支撑，不能成立。其理由只是所谓真凶另案被询问时，均否认作案(刘福全、王树忠、张某某因飞机场包工头王江案被逮捕)，目前仍在服刑的张某某被询问时仍否认。
去年出狱至今，刘成金仍积极主动配合申诉律师调查取证。他说，如果哪天案件启动再审，愿意公开出庭作证，不怕得罪别人。
错案纠正缺乏制度保障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2001年，田文昌律师曾组织刑诉法学专家陈兴良、陈瑞华、樊崇义等就该案进行论证。专家意见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改判被告人无罪。专家们还指出，承德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本案中存在明显的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使得本案的办理过程严重违反了司法公正原则，也直接导致本案根本无法认定有罪。
卷宗显示，案件诸多疑问并未得到合理解释。尽管如此，2004年，河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中提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承认“本案在某些证据上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但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河北高院称该案“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但何种“具体情节”导致“从轻”判处，判决书上没说。
事实上，“疑罪从无”的原则在1997年的刑诉法中早已确立，其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009年，河北省高院驳回家属申诉，认定申诉不成立的理由包括“没确凿证据证明抢劫中烟头来源不合法、无确凿证据证明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得”等。
去年决定无偿代理该案申诉的律师李金星、袭祥栋称，他们已经向最高法递交申诉材料，被告知将会向承德中院调卷了解案情。他们还向能联系到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写信，寻求一切可能途径的帮助。
李金星曾援助过福建陈夏影案、海南陈满案等公众广为关注的“错案”(陈满案再审已开庭尚未宣判)。他深知，冤案在申诉环节会走得比较艰难，因为司法制度设计上缺乏积极有效的机制。
在此前召开的“省高级法院再审纠错功能研讨会”上，北大陈兴良教授提醒，目前处在冤假错案发现的高发期。这些冤假错案大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被暴露和呈现在社会面前。但目前缺乏法律制度规范与保障，单纯依靠有关部门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应当建设起一套冤假错案纠正的法律制度。
四名被告人的父母也在流逝的岁月中期待案件能出现转机。1994年案发时，陈国清孩子两岁、杨士亮孩子1岁，何国强正在相亲，朱彦强也未成家。
案情多年没有进展，陈国清、杨士亮先后离婚。四人的申诉全靠家里老人在跑。何国强母亲记得，为了省钱，他们没少吃苦，住过桥洞，也曾在石家庄一处窝棚子里挨过一个冬天，长了一身虱子。
如今他们跑不动了，更多时候是寄信、打电话。2015年，该案纳入民间洗冤项目“拯救无辜者”，由律师代理申诉，老人们轻松了一些。他们把多年积累的所有材料一股脑儿搬到律所，“不能不清不白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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