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欧洲特派记者 范凌志 陈青青】作为当今5G技术领军企业，华为的欧洲分公司是什么样的？在公司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之际，华为的欧洲当地员工有什么话要说？2月底至3月初，《环球时报》记者走访华为意大利和德国公司，与分公司负责人及当地员工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对话。除了员工大多是西方面孔，华为欧洲分公司的办公室与国内并无不同。面对记者，他们谈起过往奋斗的历程时感慨万千，而对于当下的争议和困难，他们虽然心中也感不平，但自信多于愤怒。

　　忆————15年奋斗与变迁

　　从客串“汉语老师”到打造智慧城市

　　华为意大利公司的两名员工刚刚拉着行李箱从在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回到办公室，他们手里拿着汉堡和薯条——新的业务讨论马上就要开始。即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意大利公司总经理缪晓阳也刚刚下飞机，他把行李箱放在摆着家人照片的书架前。提着箱子走天下已是这家中国通信业巨头每名员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缪晓阳和他的同事常常想起十几年前的场景，作为第一批在海外拓展业务的华为员工，那个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教当地人正确说出“华为”的读音。“有念成‘who are we’(我们是谁)的，有念成‘Hawaii’(夏威夷)的。”2月28日，缪晓阳在他位于米兰的办公室跟记者谈起这段往事，他说当时教得很辛苦，“但也很自豪，因为我们都知道‘华为’是‘中华有为’的意思”。今天，缪晓阳再也不必客串“汉语老师”，“有时候过海关，工作人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掏出自己的手机指一指，不用说话，他们就明白了”。

　　十几年间，华为从一家默默无闻的民营企业成长为全球通信技术的领跑者，缪晓阳也从当年外派热血青年变为分公司总经理。2018年，华为意大利公司的收入达到17亿欧元，缪晓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是分公司900多名员工的成绩单。今年初，成立15年的华为意大利公司搬入位于米兰城外的一个园区，在这个新址，华为与沃达丰等知名电信运营商比邻，它拥有4层、共6000平米的办公室。“选择这里肯定有离客户近一点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这个园区承载了高科技理念，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也会陆续进来，这有利于我们未来的规划。”

　　5G脚步越来越近，华为在意大利已经参与两个5G实验局的建设。缪晓阳说，在跟意大利电信(TIM)和Fastweb一起做的实验局里，已经能看到8个大类、11个行业的25个应用。“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巴里港，以前船坏了需要蛙人下水去修，现在不用了，用机器人下水，然后远程操控它，5G的低延时特性不会让操作人员感觉到任何不方便，跟在现场完全一样。”

　　“华为是意大利数字化转型的使能者和伙伴。”说得兴起，缪晓阳还给记者展示了华为打造的“智慧城市系统”：在撒丁岛城市卡利亚里的地图上，交通灯、停车位、摄像头等都以绿点形式呈现，每个点的人流数量趋势、停车位状况都一目了然地在屏幕上实时显现。缪晓阳说，堵车是城市交通的大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不知道存在问题”，“智慧城市系统将分散在各个地方的数据汇总上来以后，就看到了真相!假如我是市长，我肯定需要它”。“当然，我们只是统计人流数目，不会去捕捉任何人的个人信息，而且我们不会存储任何数据，这是经过我们的业主，也就是各大城市市政集团认证的。”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安全和法律意识在华为分公司并不是嘴上说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意大利公司，都对保护员工隐私和权益非常重视，记者被提醒，在办公区拍照一定要征得员工同意。

　　看——公司内部“小贴士”

　　客户数据信息“禁止发回中国”

　　公开消息称，德国5G频谱拍卖计划于3月下旬开始。为了解华为5G业务在德国的开展情况，《环球时报》记者向华为德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承东提出采访要求。原以为在当下的敏感时刻，可能会遇到些波折，没想到王承东面对媒体的态度非常开放，还邀请记者到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华为德国公司采访。

　　“以客户为中心”“一切为了服务业务”，在当地员工居多的德国分公司办公室里，挂着极富“中国特色”的红底白字中英文双语横幅。“从业务规模上来说，德国分公司是西欧地区最大的分公司。”由于最终审计报告还未发布，王承东预计2018年业务规模在25亿美元左右。“德国分公司拥有海外单一国家里最全的功能组织。比如华为在欧洲最大的研究所就设在慕尼黑，拥有将近500人。”王承东表示，这500人不是开发人员，而是科学家，“他们从事研究就是在用金钱换知识”。

　　“我们在德国有非常多的业务合作伙伴，比如全球物流的服务提供商DHL电商，我们也有很多研发质量管理方面的合作伙伴。所以，对华为来说德国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个重要的研发基地，同时也是供应链中重要一环。我们去年在德国的采购，估计应该在14亿美元左右。”

　　王承东告诉记者，华为在德国的业务开始于2001年，相比中国人对德国人的好印象，很多德国民众对中国并不了解。在不少当地人心中，中国人的形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清朝。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德国客户的信任并不容易。“举个例子，当客户遇到网络问题，给华为打个电话，立马就上门解决了。很多企业则是用邮件发一个链接，让客户自己去看。之前两个月才能搞定的需求，华为可能只需要两个星期，用户体验完全不一样。”

　　那么，面对美国四处兜售的“安全性”问题，德国人怎么看？王承东说，德国人对待话题的传统态度还是比较理智的，“更关键的是，华为的安全性没有问题，30年，170多个国家，华为在全球应用那么多，而且我们的客户都是技术水平很高的一流运营商，没有哪些组织比我们的客户在这个行业有更多专家。”

　　在杜塞尔多夫的华为德国公司，《环球时报》记者在前台看到一张“在德国出差人员网络安全tips”，共有7条，包括“连接客户网络须获得客户授权，禁止使用他人账号接入客户网络”“进入客户机房严格遵从客户管理规定，禁止拍照”“客户网络数据和信息，禁止发回中国，除非客户授权”“离开德国，须删除客户相关账户和数据”等，每一条都在提醒员工：把保障客户网络信息安全放在心上。

　　“回顾过去，华为的安全性没有问题，看未来，如果大家对安全有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承东认为，面向未来的网络安全还是要依赖于一个安全标准。“如果说中德致力于建立一个中德和中欧共同接受的安全标准，这将是对产业的一大贡献。两个生产大国、制造大国如果在安全标准上实现‘书同文，车同轨’，必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也会大大缓解大家对安全的顾虑。”

　　正如王承东所说，德国政府的态度并没有受到美国对华为封锁行动的影响。德国政府相关官员日前表示，德国的5G建设不会封杀任何一家设备供应商。“十几年来，德国政府给华为最大的支持就是提供了一个开放、透明、公平的商业环境”，王承东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听——外籍高管吐心声

　　“我对公司100%充满信心”

　　缪晓阳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数据：华为意大利公司84%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这是多年来摸索出来的一个比例，不过，中国员工和当地员工在岗位上没有任何区分。”他说。这让记者对华为公司众多外籍员工颇感兴趣。

　　见到华为德国公司首席技术官沃尔特·哈斯是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华为展厅外的客户接待区，他很忙，除了在展厅跟客户沟通，他还要接受多家国际媒体的采访。这名德国人已在华为工作了15年。“在1999年日内瓦的一场IT展会上，我第一次接触华为，之后几年我们一直保持合作。2003年，我决定加入华为，因为这是一家能让我兴奋的公司。”沃尔特说，当时，大多数中国产品还没有为打入成熟的西方市场做好准备，他向朋友和家人解释并不容易。

　　与沃尔特一样，华为西欧地区人才发展处负责人莱斯莉·怀特在2005年加入华为时，也遇到周围朋友“为什么加入一家中国公司”的疑问。“‘你疯了吗？’很多朋友这么问我”，她说，那时候中国在国际媒体上刚开始有曝光度，“后来大家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我认为这个国家未来会很成功”。

　　在这之前，来自英国的莱斯莉一直在电信行业工作，而她所在公司在裁员，她的工作就是和员工谈话，解雇他们，“这种感觉非常不好”。莱斯莉的经历其实是国际电信行业发展大背景的典型注脚，正如英国《金融时报》3月6日所称，在欧美电信设备制造商背负着上世纪90年代末电信业大肆举债的包袱，不得不裁员和筹资之时，华为悄然发展壮大。

　　进入华为后，莱斯莉担任英国办公室的HR总监，2016年被调到华为深圳总部工作，一年半以后又被调回西欧。接着，她有了新任命：地区人才发展处负责人。“这对我而言是新的起点。这也是第一个针对本地员工培养发展的区域机构。不仅仅是对西方员工，而是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

　　欧洲当地员工会不会跟华为的企业文化“水土不服”？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华为意大利公司公共关系负责人恩丽卡，当时，恩丽卡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稍等一下，我去补下口红。”她说。显然，她想将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给记者。“这里的工作强度确实很大”，恩丽卡说，“不过，华为意大利公司是在意大利运营的公司，所以在工作时长上是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在劳工权益上也是。”

　　最近，这家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8万名员工的公司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过，记者见到的华为员工在聊天时更多流露出自信，而非愤怒。莱斯莉也不例外。她说，这段时间由于经常被问起这件事，她需要一遍一遍地向周围的人解释。“我对公司100%充满信心。我们需要尊重事实，如果不尊重事实，就会失去底线和核心。我们始终将网络安全、客户安全、客户利益置于最优先的位置。”

　　“我们的运作公开透明，而且我们不掌握数据，数据都在运营商手上，更别提把数据传回中国”，恩丽卡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莱斯莉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一切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做好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