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次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在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举办。今年放流的中华鲟分为2009、2011、2012、2013、2014五个年份繁殖的鱼种，放流种群的平均体长和体重再一次创造长江中华鲟放流史上的纪录。 刘君凤 摄/中新社
编者按
受多种因素影响，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衰退，目前长江四大家鱼的产卵量，仅相当于70年前的3%。中华鲟的遭遇，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由于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对生物物种资源的过度开放等原因，使得生物物种资源丧失和流失情况严重。
生物物种资源是维持人类生存、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对其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挽救中华鲟，其实也是在保护灌溉国土的母亲河，保护每一个濒危生物物种，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留福于子孙后代。
截至5月9日，陆续有7尾中华鲟先后经过了长江江阴监测站，由此顺利通过入海前最后一个自动监测点，它们距离长江入海口仅剩下100多公里的距离，放流点已在1600公里之外。
4月24日上午，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华鲟放流活动，2020尾大规格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被放归长江，在人类怀抱中出生的它们，由此开启了回家之旅。
目前，在长江四大旗舰物种中，白鲟、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中华鲟与江豚则面临极度濒危，进入最后的“保种”阶段。野生中华鲟已连续3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江豚仅剩千余头，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1988年，曾与恐龙同时期生活、存在已有1.4亿年的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0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国际极危物种。
没有一颗卵的产卵场
2015年11月19日，湖北宜昌葛洲坝下游500米的江面上，宜昌中华鲟核心保护区，“一、二、三，起!”整齐的号子声后，长约6米的江底采卵网被拉上来，网中除了几只死虾和塑料糖纸，别无他物。当月，我国针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大型科考，在湖北宜昌至安徽安庆的1041公里长江江段悄然启动。
在保护区从事研究工作的张辉博士，面对空网有些失望，10多年前刚来这里时，几乎每网下去都有鲟卵，近些年则越来越少。2012年只捞起来几十粒，2013年、2014年一粒也没发现，2015年，葛洲坝江段也没发现洄游的中华鲟。葛洲坝中华鲟天然产卵场，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天然产卵场。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十里红村渔民陈志明送来一网小鱼，解剖室内，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学科组的研究员四人一组，对鱼逐一解剖查找，“麻花鱼最爱吃中华鲟的卵。”渔民送来的22公斤麻花鱼全部解剖后，也未能找到中华鲟卵。此外，科考队员们还通过水下视频、超声波检测等多种方式，但也没找到产卵痕迹。
这样的结果，让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忧心不已，“中华鲟如果灭绝，不是鱼殇，而是河海之殇。中华鲟的存亡，是反映长江及近海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标。”因水工建设、航运、捕捞、环境污染等人类活动影响加剧，洄游长江的中华鲟繁殖种群数量，已从30年前的1万尾，下降到目前的不足100尾。
“中华鲟属溯河产卵洄游性鱼类，平时生活在大海，冬天洄游到长江产卵。”危起伟说，1981年前，洄游的中华鲟最远能游到金沙江，天然产卵场至少有16处。最近几年产卵场发生变化，与上游大坝和水库造成的“滞温”效应有关。中华鲟产卵场的水温，呈不断升高趋势，而其产卵对水温特别敏感，一般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
标记跟踪，从兴奋到心痛
今年3月30日，雾气蒙蒙中，6条小渔船一字排开， 12位经验丰富的渔民，在静如湖水的长江江面搜寻。当日，2016年野生中华鲟科研捕捞，在宜昌葛洲坝下游启动，这是2008年农业部中止野生中华鲟科研捕捞之后首度开禁。
参加此次科研捕捞的当地渔民，大多参与过此前的科考，经验丰富，其中就有刘先云和父亲刘光森，“10年前捕捞时，个把星期才捞到。不过那时中华鲟比现在多，肉眼就能看到它们在江里游。今天却什么都看不到，连条小鱼都没有。”刘先云一遍遍地下钩起钩，却一无所获。
80岁的老父亲刘光森则更为感触，他第一次捕捞到中华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中华鲟多得很，从宜昌路过，到上游金沙江产卵。葛洲坝建起后，它们在坝下产卵，刚开始比以前还多，后来就慢慢没了。”
长江水产研究所工程师刘志刚告诉记者，“我们已有心理准备，这次捕捞不会那么容易，毕竟生存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一二十年前，中华鲟科研捕捞每年能收获数十尾。”刘志刚从1997年开始从事中华鲟科研，直到2008年，因野生中华鲟数量急剧减少，科研捕捞被农业部叫停，今年，农业部审批的特许科研捕捞数量为4尾，时间从3月30日至6月30日。
长江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成友介绍，科研捕捞出水后，将就地给它们打上超声波追踪标记，并立即放流。科研人员已在宜昌至上海长江沿线设置了30个超声波监测站，沿途追踪中华鲟的活动轨迹。“2008年之前的科研捕捞，主要是为人工繁殖，今年则是为寻找天然产卵场。”
但是，信号追踪的结果，往往是从兴奋到心痛。之前进行过跟踪监测的中华鲟，只有3条从大海游回长江，且都未能存活。编号“JZ0701”是王成友追踪的26尾野生中华鲟之一，于2007年4月22日在荆州标记后放流。它是当时放流的最大一条中华鲟，重451公斤，雌性，被称为“中华鲟女王”。2008年，它成功游回。“当脉冲信号在江阴江段被截获时，我非常兴奋。”王成友说。但是，同年10月14日，“JZ0701”抵达葛洲坝下数天后，被渔民捕杀。
同样让他心痛的，还有2007年标记跟踪的“MZ0713”，体长2.6米的雄性中华鲟，“我们记录了它完整的生活史，从江河到大海，一共707天，2009年洄游时我们一路追踪。信号过了铜陵，快到岳阳就失去了。”几天后，岳阳江段传来消息，一条中华鲟被渔网缠住死亡，正是MZ0713。
另一条被植入标志牌的中华鲟，于2014年11月25日出现在葛洲坝大江电站9号泄洪口，“脑袋都被打碎了，尾巴被扯掉半截，身上骨板多处受伤……”
人工繁殖技术走向成熟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作为名贵大型经济鱼类，中华鲟在长江渔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1972年到1980年，长江全流域中华鲟成体的年平均捕获量为517尾。
1976年，我国提出以人工增殖放流的办法来保护中华鲟。1982年，水利部下文成立葛洲坝工程局水产处，即现在的中华鲟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与大坝建设有关的鱼类人工繁殖放流站。当时，科研工作者只能采取传统的江边栓养亲鱼催产的方式，风餐露宿，吃住在江边的船上，对每一尾起水的亲鱼进行检查、处置。
由于研究所水池的环境和金沙江原始产卵场大不相同，捕捞回来的野生中华鲟只能进行人工受精、人工催产。人工催产需要催产物质，当时国际通行的催产技术是杀死雄鲟，取其脑垂体，来对雌鲟进行催产。中华鲟研究所育种中心原主任朱欣回忆:“其代价是，催产一尾雌鲟，要送命9尾雄鲟。这让研究人员非常纠结。”直到1985年，中华鲟研究所使用自行研制的人工合成激素替代脑垂体催产成功，才结束了鲟爸爸要拿命换儿女的痛史。
从1984年开始，中华鲟研究所基本每年都进行中华鲟的人工繁育和增殖放流，至今已经坚持了31年。
朱欣说，上世纪80年代，科研人员是在船上用盆将1厘米长的鱼苗倒进江中。他把这些鱼苗称为“水花”，像“水花”般滴进江里。“没办法，在当时条件下，中华鲟产下的卵，只有5%~10%能育成‘水花’，‘水花’要是在人工环境下继续养下去，估计就要死光。”朱欣说，“投进长江，就是希望在自然环境下能够存活。但‘水花’太小，也没办法进行监测，估计不少都填了天敌的肚子。”
在2016年中华鲟放流现场，一尾尾个头不小的中华鲟从滑道被放入长江。“这次在长江投放的都是30厘米以上的成鱼， 这些鱼在长江里就不存在自然天敌了，也标志着人工繁殖中华鲟的一整套技术已经成熟。”
点燃重生希望
随着相关保护力度的加大，中华鲟的重生希望正在增加。
2014年11月15日，长江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双柳街江段，全长3.41米，体重310公斤的雌性中华鲟遭渔民误捕，这是近20年来发现的个体最大的野生中华鲟。长江水产研究所派救护人员赶至现场，发现鲟腹中怀有大量鱼卵，受伤十分严重。
长江水产研究所救护组将受伤中华鲟送至荆州的太湖试验场，经过近两个多月的救治，该鲟恢复至可缓慢游泳状态，专家为其取名“后福”，寓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后福”在北京海洋馆继续疗养，专家介绍，在人工环境中保护好这一尾野生亲本，“后福”性成熟并实现人工繁殖完全有可能。“后福”的成功获救点燃了种群延续的希望。
野外也传来了好消息。 “2015年春夏，上海长江口监测到了野生中华鲟幼鱼，这给了我们信心，即中华鲟可能转移了繁殖地点。即便今年没能找到，明年还要接着找。如果能找到产卵场，希望能马上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危起伟真心希望，这些已繁衍了上亿年的水中精灵，只是变更了“产房地点”。
2015年10月，针对中华鲟产卵频率降低、洄游种群数量持续减少、自然种群急剧衰退的现状，由农业部组织长江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编制的《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已正式发布并进入实施阶段，《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按照自然种群保护为主、人工种群为辅的原则设立了近期和中远期目标，提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遗传资源保护和支撑保障的总体行动方案，以期缓解不利影响、减缓中华鲟的衰退趋势、实现物种延续。
该计划的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初步实现中华鲟人工养殖群体资源的整合，探索完成中华鲟在淡水海水中交替生活的养殖模式;到2030年，中华鲟自然种群得到有效恢复，关键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人工群体资源得到扩增和优化，实现人工群体的自维持和对自然群体的有效补充;到本世纪中叶，中华鲟自然种群得到明显恢复，栖息地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人工群体稳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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