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一代代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不懈奋斗，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孙中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者。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领导20世纪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民族复兴伟业，需要我们尊重历史、崇敬伟人，承继革命先辈精神与思想。

　　开启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在近代以来的救国救民道路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吹响了民主革命的号角，催生了中华民族的高度觉醒，翻开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

　　喊出“振兴中华”第一声，推动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凝聚成具有高度自我认同和自信的现代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要解决的关键命题。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指出:“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今天要抵挡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就要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行我民族主义之策”。倡导民族主义观念，激起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自觉，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起到了关键的历史作用。作为现代爱国者，孙中山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学说，从民族危亡之际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到号召建立“国族”，再到提出“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力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即使是在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过程中，孙中山仍然强调，打倒满清不是为了打倒满清民族，而是为了推翻任何民族内部的压迫势力。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某一族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1912年1月，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颁布《对外宣言书》，正式在中央政府层面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所以，辛亥革命的伟大不仅在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在于这是对全体中华儿女民族意识的一次深刻动员，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实体，开始走上世界民族舞台。

　　开创民主革命，把民族复兴之路融入民主革命的潮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通过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是当时广大被压迫民族与国家的必由之路。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顽固坚持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益激化，成为“革命制造厂”，反帝反封建的抗争与民变“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历史表明，当时的封建统治已从根本上束缚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步伐，扼杀了民族复兴的生机和活力;没有革命的“破”，就不可能有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立”，这是近代中国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辩证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敏锐顺应与引领了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与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的武装革命之路，“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新历程。通过革命，两千多年的皇权观一夕倾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随之而来的是历史空前的思想解放，中国人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新思想和新观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应时而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潮流，中华民族复兴进而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

　　推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蓬勃开展，极大提升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与影响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有力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认为它不仅标志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而且意味着“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经在亚洲出现”。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及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曾对20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回忆:“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

　　探寻民族复兴的中国路径

　　孙中山注重学习世界上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来改造中国。囿于阶级及历史的局限性，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最终并未让中国实现独立富强，但他为此所作的探索与思考，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宝贵财富。

　　推动民族复兴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探索自己的路。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汇的历史节点展开。如何处理好西方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成为先进中国人无法绕开的历史命题。孙中山一生“外察世界潮流”，希望以西方的真理来救中国，但又反对为西方模式所左右，希望“将外国的规制和中国本有的规制融和起来”，在“因袭”“规抚”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实现“创获”。尤其是经历了多次挫折与困惑后，孙中山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与弊端，强调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他扬弃了西方的“三权分立”，提出 “五权宪法”“权能相分”的国家政体设想;他批判资本主义竞争所造成的资本垄断、贫富差距等弊端，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他敏锐观察到中国实施法治的困境，提出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行德法兼治。孙中山一再告诫国人:“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孙中山的实践判断，对当今中国的道路探索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推动民族复兴需要有强有力的先进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世界历史表明，后发展国家迈向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强大、成熟的政治领导集团。孙中山高度强调革命组织的重要性，强调“由革命党而建成民国”。从首创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到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同盟会，从创建中华革命党到改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建造一个强大革命政党。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他认识到“只有师法苏俄，建造一强有力政党”，革命才能成功。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这支新兴革命力量的诞生，使孙中山的思想受到深刻影响和启迪，为此他提出“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期望实现“以党建国”。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了真正先进、成熟的领导力量。

　　推动民族复兴须坚持人民大众的价值立场。孙中山具有鲜明的民本立场，认为自己思想最突出的一个字就是“民”字，“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并把三民主义诠释为“民有”“民治”“民享”。他主张兴民权，强调“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政府为之公仆”;强调兴民生，主张借助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防止社会财富分化，充分保障劳动者利益;倡导兴民德，主张建立以“服务众人”为中心的新型道德观;强调合民力，指出“要求中国进步”，“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经历了风起云涌的五四爱国运动，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孙中山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工农民众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力量，提出了扶助农工的思想主张。此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正是工农大众，成为了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坚。

　　推动民族复兴必须始终反对分裂，推进和维护国家统一。孙中山将实现国家统一当作革命事业的“头等大事”，认为统一与否是国之大体，关系到“中国存亡”和“长治久安”;只有统一，“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中国各族民众才能“合为一气”，排除外辱，立足于“世界一等强国”。他强烈反对当时的“联省自治”等观点，认为这必会陷入“自保—强兵—黩武—祸民”的恶性循环，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对国家统一的种种尝试和孜孜追求，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民族统一事业奋斗不息，他们的精神及革命成就本身也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强大精神纽带。

　　为民族精神注入时代内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内在动力。孙中山指出，“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从新的时代问题出发，以荡气回肠的历史作为，赋予传统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特质。

　　不甘奴役、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自强精神。近代以来的亡国灭种危机，激发起中国人强烈的新型爱国热情与自强意识。为改变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革命先辈不屈不挠，不畏强权，不惜流血牺牲，顽强奋斗，体现出与封建忠爱观念完全不同的爱国主义情怀。毛泽东高度称赞孙中山的爱国自强精神，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天下为公的奉公为民精神。孙中山大力倡导“天下为公”，但没有停留于传统的世界大同理想，而是将其提升为一个现代政治原则，主张天下为所有中国人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之天下，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为此孙中山强调，“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经孙中山的倡导和革命先辈的践行，“天下为公”这一古老理念获得了新的时代生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价值信奉。

　　敢于竞争、勇立潮头的竞争进取意识。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在近代中国勃发起来，先进中国人认识到，要敢于振奋起来与西方列强争雄竞长。孙中山更是指出，中国必须树立起能够赶超世界先进的自信，“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革命先驱敢于争先的竞争气魄与努力，一扫清王朝沉闷守旧的面貌，为中华民族注入昂扬向上的精神血液。

　　放眼世界、兼容并蓄的开放创新意识。孙中山是具有鲜明开放意识的历史伟人，他大力批判“荒岛孤人”的闭关自守心态，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主张“开放主义”，“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看世界，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仍敏锐观察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据此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成为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典范。

　　(执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章扬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冰)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09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