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士建议，奇葩政策追责与否以及追责的范围与程度，要与奇葩政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程度及损害面相对等。追责可以参照公务员法或者一些地方性规章。《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的一些条款，在对奇葩政策的决策者进行党纪及法律问责、追责方面就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当前，反渎职已经纳入各级监察系统，奇葩政策的的追责，可以由监察委牵头进行，这样既专业又有威慑力。”郎克宇建议，首先，健全政策决策出席人员记录制度，谁决策谁负责，记录永久保存；其次，“红头文件”定期清理，对与政策法律规定不符的集体决策的“红头文件”，要从法律上进行管控；第三，政策执行效果及群众建议反馈制度有待完善，各项政策出台应推行听证制度，让社会监督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

　　一些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和干部呼吁，应该从源头上把好政策制定关，政府在出台任何政策的时候，都要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终结奇葩政策，须提升决策能力

　　——谁来问责奇葩政策(下篇)

　　一次性取消298项“证明” ，成都最大力度“减证便民”。左图为今年4月23日拍摄的清理前的313项村(社区)需要开具的证明事项目录；右图为4月24日拍摄的清理后的15项村(社区)需要开具的证明事项目录 薛玉斌 摄

　　半月谈记者 杨绍功 程士华 萧海川 孙清清

　　因为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奇葩政策的具体要求稀奇古怪，令人不胜其扰。也因为存在争议、受到抵制，奇葩政策往往是短命的，朝令夕改极大地消耗了决策部门的公信力。一些奇葩政策暴露了决策者的急功近利，引来舆论一片呛声，最终不到一天就被撤回，留下了“政策一日游”的笑话。

　　如何才能避免和终结奇葩政策？首先要摆脱地方和部门利益冲动，呼应民众利益关切，实现科学决策，让政策符合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为什么奇葩政策层出不穷？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政策背后包含着狭隘的部门和地方利益。西部某市一小区业委会要解聘物业公司，却收到一份来自该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红头文件”，要求该小区暂停更换物业。一个民间组织都有冲动，企图以没有法律效力的“红头文件”干预现实，何况那些拥有制定规章制度权力的行政部门呢？

　　狭隘的部门和地方利益直接的体现是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的“对策”。如，最高法要求有案必立，但一些地方法院有着“年底不立案”的“土规定”，因为一旦遇到疑难案件就可能影响年底结案率。又如，近年来，环保执法日益严厉，而沿海某市政府仍出台“无检查周”和“下限执行处罚”阻碍执法，以“土政策”给违法企业开绿灯。

　　政策是执政者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获得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执政者应当出于公心，着眼长远，尽可能排除局部利益的干扰，努力实现科学决策。现实来看，奇葩政策频出，表明中央精神、政策方针在一些地方未能落地生根，亟须强化督查问责，确保政策精神从上到下一以贯之，避免层级间的抵消效应。

　　终结奇葩政策，还须摆脱“政府万能”思想，引入多元治理格局，实现民主决策，让政策接地气。

　　以往“管”字当头的治理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红头文件”成为落实政策、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山东社会科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白利寅表示，依靠“红头文件”进行社会治理有其历史源流，从形成时间看，“红头文件”的出现要早于国家立法；从数量规模看，同一领域内，“红头文件”又常多于法律法规。个别“红头文件”令人瞠目，表明有的地方政府仍抱着“政府万能”的想法，大包大揽，越界用权。

　　江苏省一位县委副书记表示，自己也曾坐在办公室里拟定政策，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一纸公文会影响到那么多老百姓。参加大走访活动后，才真切感受到一项决策对老百姓的利益影响有多大、多广。政策的变化直接调整利益分配，行政决策应当心怀敬畏，多开门决策，接上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