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审被告人曲龙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9月12日上午，在庄严的国徽之下，审判长宣读判决。

　　看着递到手中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政泉）原执行董事曲龙不禁眼眶湿润。从这一刻起，此前被判决犯职务侵占罪15年有期徒刑、已经蒙冤入狱6年多的他，终于洗刷冤屈、重获自由。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相信一定会有洗刷冤屈的这一天。”面对记者的采访，曲龙以及妻子周莉、代理律师穆峰详细讲述了曲龙被“红通逃犯”郭文贵勾结公权力构陷迫害蒙冤入狱、遭受虐待折磨死亡威胁的不堪回首经历，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再审判决无罪、重获清白自由的全过程。

　　从合伙到反目，依法举报遭遇连环报复

　　2011年4月1日，对郭文贵构建“黑金帝国”来说，是极为重要而得意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他以超低的“白菜价”，正式办理了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的受让手续。自此，以巨额流失的国有资产为代价，民族证券成为郭文贵的“提款机”和“钱袋子”，随时缺钱随时取用。

　　然而，此前一天，对与郭文贵曾经 “患难与共、不分彼此”的合作伙伴曲龙来说，却是厄运突降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揭开了他一场历时6年多的灾难的序幕。灾难的起因，就在于曲龙对郭文贵勾结公权力人员违法收购民族证券的持续举报。

　　时间拉回到六年多前那“惊险一幕”。2011年3月31日17时许，在北京东四环窑洼湖桥颂江南饭店的停车场，曲龙突然在车内被10多名身份不明的人员包围，威逼他立即下车。

　　感觉对方来意不善，以为是遭遇绑架和谋财害命，曲龙拒绝下车，这些人员随即开始砸车、撬车门。曲龙和司机当即在车内拨打110报警，令他震惊的是，手机信号竟然怎么也无法拨出。

　　曲龙在车内拼命反抗，但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下，塞到另一辆车里后带离了现场。

　　“现场一片狼藉，整个车已经砸变了形，副驾驶座位上散落着碎车窗玻璃和一块大石头。”曲龙的妻子周莉回忆，“赶到现场后，我马上向派出所报案，但查了一夜也没能查到任何音信，当时就想曲龙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巨大的恐惧感涌上心头，周莉知道“郭文贵开始对曲龙下黑手了”。然而，周莉没想到的是，作为丈夫曾经的老板兼合作伙伴，郭文贵竟会如此狠辣。

　　这成为曲龙第二次入狱的开始。而记者调查获悉，曲龙的第一次入狱，也是因郭文贵而起。

　　两人开始打交道始于1998年。那时曲龙在北京开汽车修理厂，生意做得还不错，年纪轻轻身价过亿。当时，郭文贵的侄子郭茂元负责管理郭文贵公司的车辆，经常到曲龙的修理厂来修车，期间欠下修车款几十万元。

　　“大约1999年左右，郭文贵涉及一桩案件逃到海外，过了1年多才回来。”曲龙说，郭文贵回来以后，不但把拖欠的修车款一次性还给了曲龙，还请他到家里吃饭表示感谢。

　　初步交往，曲龙就被郭文贵所深深折服，认为郭文贵“信佛、孝顺、仗义”，像一位好大哥，希望能与之结交。

　　尤其是俩人还有共同爱好，“我俩都挺喜欢车的，那时我在卖宝马、奔驰等进口车，郭文贵从我这里买了一些车，我觉得郭文贵这人相当不错，很快我们就熟起来了。”曲龙说。

　　2000年，曲龙做奔驰代理，向郭文贵借800万元，郭文贵痛快地借给曲龙，且不要任何抵押，这更让曲龙感觉欠了郭文贵一个不小的人情，一直等有机会要还给人家。

　　没想到，还郭文贵人情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可这不但让曲龙几近破产，还一度深陷牢狱。

　　2003年，郭文贵在朝阳区大屯乡拿了两个房地产项目，也就是现在的盘古大观和金泉广场地块。2005年的时候，郭文贵因为交不出土地出让金，这两个房地产项目面临被北京市政府收回的局面。资金紧缺、到处欠债的郭文贵急得四处借钱，也找到了曲龙。

　　曲龙当时的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他经营的汽车销售业务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长丰猎豹的民政部招标项目，账上有2亿左右的汽车销售款。出于还人情的心里，他把其中的1个亿借给了郭文贵缴纳土地出让金，约定一个月还款，没想到，这笔钱的归还遥遥无期，曲龙还吃上了官司。 “后来我了解到，郭文贵借了钱以后也根本不是缴纳土地出让金，而是被用来拆东补西归还其他的一些欠款。”

　　由于曲龙没能按期给长丰猎豹汽车公司回款，长丰猎豹汽车公司向湖南省公安厅举报他涉嫌合同诈骗，2005年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曲龙带走。而这个时候，郭文贵早已听闻风声，因为害怕一同被抓，抛下他的债主曲龙，又一次逃往国外。

　　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还债，曲龙只能变卖了自己的一些经营正好的公司和资产。还清了欠款后，已羁押9个月的曲龙被湖南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释放。

　　等到曲龙还清欠款恢复自由，郭文贵才敢回国。

　　因为这事，曲龙和长丰猎豹的合作关系终止了，他的其他公司经营也受了很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他在汽车圈内的信誉度受到严重损害，人生一下子面临困境。

　　这个时候，郭文贵主动找到他，“老弟，你为我的事受了不少苦，你的企业受了很大损失，还不如跟我干，我给你政泉和盘古50%股份，比你做汽车生意强”。

　　2006年，因为用“卑劣手段”搞倒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的事，郭文贵在北京的商业圈内名声极臭、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郭文贵以不方便出面经营公司为由，口头邀请曲龙为其打理实际控制的北京政泉，并任命他为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权力。在郭文贵丰厚的许诺下，曲龙欣然接受，成为其麾下第一“大将”。这也为数年后曲龙蒙冤入狱埋下了伏笔。

　　此后，进入政泉工作的曲龙成为郭文贵最亲密的“战友和伙伴”，自此，两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他也亲眼见识了郭文贵的各类骗术和表演。

　　“在郭文贵在盘古酒店组织的一些饭局中，他会突然告诉饭局上的人‘小点儿声’，说某某中央领导的家属马上就到他们隔壁的房间吃饭，其实当时隔壁根本就没有人。有时候公司来了个排戏的女演员，他就说这是大领导的女儿，是公主。这些凭空的吹嘘，让人觉得他能手眼通天。”曲龙说。

　　更滑稽的是，有一次，郭文贵老家的一个官员来北京，约郭文贵见一面。当天本来没事的郭文贵派人拿过来一张纸，当着该老家官员的面，现场开始编自己的日程安排：一会要和中央领导的某某秘书见面，一会要和某个大导演吃饭，只有10分钟的时间见一面。这番表演，唬得该官员一愣一愣，对其更加敬重和佩服。

　　曲龙和郭文贵的亲密关系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在收购天津华泰公司的事情上，两人之间开始产生嫌隙，相互设防。

　　2008年6月，郭文贵收购商人赵云安持有的天津华泰公司70%股权，目的是控股后，可以动用天津华泰的数亿元资金。

　　记者调查获悉，在收购过程中，郭文贵一开始让曲龙和其他人帮他代持。“郭文贵把天津华泰4亿多元资金转出后，因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向赵云安支付对价款，在此情况下，郭文贵决定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我，并安排我和赵云安签署了合法的二次收购备忘录。”曲龙说。

　　曲龙接手天津华泰公司后，通过诉讼、和解、并购等方式解决了股权纷争，天津华泰公司开始进入良性运营。

　　郭文贵得知华泰的官司基本摆平，又听说公司投资的一个钼矿价值超过百亿后，就打起了“歪主意”，开始琢磨要回天津华泰公司。

　　“郭文贵认为我捡了一个大金娃娃，收益价值很大，就谎称中纪委的某领导帮忙了，华泰公司要转给那个领导，我太了解他的心思了，就是自己想要，我不可能把公司给他，就以这是行贿为由回绝了郭文贵。”曲龙说。

　　几天后，郭文贵又一早就打电话给曲龙，称中纪委的那位领导着急了，要求曲龙必须尽快转让华泰公司股权。

　　“咱们都是一起骗别人的，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了，你想要这个公司就直说。”对郭文贵这一手再熟悉不过的曲龙，当时也没给郭面子，直接揭穿了郭的把戏，在电话中与郭开始对骂，俩人从此交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