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曲龙的头发逐渐掉光。他回忆，自己多次被连续审讯多日，再加上精神压力过大，“头发连着头皮成块成块地掉，成了一个光头”。

　　在曲龙身处监牢的6年时间里，郭文贵对其家人同样是步步紧逼。

　　“郭文贵曾经说过，要让曲龙把牢底坐穿、妻离子散、一无所有。”回忆过往种种，周莉语气颤抖，“他确实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周莉和穆峰二人多次为曲龙的事情奔波，均遭到威胁。

　　曲龙被抓走后不久，周莉也从北京被强行带到承德，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们半夜把我带到承德一个疗养院，对我的审讯很恶劣。办案民警说你必须要说曲龙的罪行，我说我不清楚，他们威胁说你不说就把你放到看守所。我说我是普通公民还是犯罪嫌疑人？他们回答，‘我们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周莉回忆，此次被拘禁长达7天，开始的三天她只能呆在房间里，后面几天才被允许到院子里走动。

　　周莉坚信丈夫是清白的，继续为曲龙的事情奔波。随后，她的电话也遭到监听，并被威胁别再找人插足此事。感到深深恐惧的周莉只好带着孩子回到老家黑龙江躲避。

　　2013年1月5日，在曲龙案已经终审判决半年多之后，她再次被郭某某等人从北京带到承德，让她交代所谓赃款藏到了哪里。“郭某某说，曲龙的事情没有完，要把他的案子做成铁案。”

　　在这次为期5天的拘禁中，周莉不堪折磨、心脏病突发，“呕吐物喷出两米开外，满墙都是”。

　　医生来检查后通知必须去医院进一步治疗。“他们可能怕我死在承德，就给我随便安了一个罪名，以取保的名义连夜把我放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莉至今悲愤难抑。母亲独自把她和姐姐养大，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姐姐本是央视一个知名导演，长发飘飘，过着很好的生活。在取保的时候，被查出可能患了肺癌，但还没确诊。她再三要求郭某某等人别让她的姐姐来签字取保，但被对方拒绝。签字的时候，她病中的姐姐双手哆嗦，几乎吓晕过去。由于他们的案子，姐姐精神压力太大，加重了病情，之后三四个月后就去世了。在过度惊吓和悲痛中，70多岁的老母亲也一夜白头，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就这样造成了。”

　　自此，全家的担子都落在了周莉的头上。但即使如此，郭文贵仍不想收手。

　　在围场县法院作出的判决中，曲龙除被顶格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外，还被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曲龙回忆，在执行阶段，围场县法院执行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找他谈，“按领导的意思，你中垠公司名下的四台宝马防弹车（价值3600万）能不能直接划转给郭文贵，反正你的财产会被全部没收，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在拍卖你个人资产时给你家人留一套住房。”

　　随后，曲龙按其意思做了相关材料。但最后也没给家人保留住房。

　　在执行阶段，郭某某等人还曾多次威胁周莉及中垠公司其他股东，让他们放弃股东优先受让权。最终，郭文贵在上述司法人员帮助下，通过自己控制的两家公司在司法拍卖会上串通竞拍，将中垠公司价值1亿多元股权资产以900多万的低价购得。

　　“郭文贵派了两辆面包车的打手，把我们公司围了，说这家公司已经不姓曲了，违反劳动法强令500多名员工走人，也不给任何补偿。”周莉说，一名公司员工因为顶撞了一句，当晚就遭到他们的毒打住进了医院。从那以后，500多名员工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再敢抗议，只能被逼走人。

　　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周莉告诉记者，郭文贵的打手不止威胁她和她的家属，还威胁租给她卡丁车场地的乡政府。

　　除了多家公司外，曲龙原本还拥有一个室内卡丁车场。在曲龙被判刑、财产被全部没收之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周莉，本想依靠这个卡丁车场赚钱糊口。

　　但让她悲愤的是，郭文贵指使手下威胁卡丁车场所在地乡政府，不让继续租地给她，“不让我们有生存的余地，总之就是要让曲龙一无所有，没有翻身的机会。”

　　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家属，还包括中垠公司员工和律师。

　　在此期间，中垠公司财务总监刘某某和合伙人张某某等人也以各种理由，被抓到承德关了40多天，要求交代所谓曲龙违法犯罪的罪证，公司的钱也被陆续划走、车被扣押。

　　穆峰告诉记者，二审后，郭某某通过电话和当面交谈的方式，先后威胁他五到六次，要他不要再掺和此案。

　　即使是2015年1月马建落马后，郭某某还曾专门赶到天津，让穆峰对曲龙的事情闭嘴。后来，郭某某再次到天津约他见面，警告“有人可能要找你，你不要乱说，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但穆峰并未屈服，顶住压力不断为曲龙申诉。

　　“我始终坚信曲龙的案件是个错案。”穆峰说，在遭遇威胁时，他也告诫对方：“我跟郭某某说，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做早晚要倒霉的。”

　　穆峰认为，郭文贵与一些腐化的领导干部结成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是一个犯罪集团，置法律于不顾。

　　“郭文贵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利用公权力侵占曲龙和华泰的财产，实现对他犯罪证据的毁灭，使他原先的违法行为长时间无法被查出。郭文贵的行为属于集团犯罪，这和普通的团伙犯罪不同，是以利益为主线，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的。这种案件对法治公正造成了最大的伤害。”穆峰说。

　　改判无罪，法治彰显正义

　　曲龙服刑的数年时间里，在张越、马建等人的持续干预下，曲龙的翻案机会越来越渺茫。

　　律师穆峰只能等待时机。周莉则一边独自撑起家庭重担，一边持续申诉喊冤。

　　“以前，一有机会我就和家人讲申诉的事情，但案子当时在张越的干预下已经‘关’在河北省内了，中院不受理，高院也不受理，谁也不愿意去碰这个‘高压线’。”周莉说。

　　高压之下，她甚至一度对翻案失去信心。“那时天都是灰的，我很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每天遭受威胁，没有生活来源。”

　　最让她心酸的，还有曲龙家人因此而受到的伤害。

　　曲龙被抓之初，儿子只有11岁，女儿4岁。儿子最初也和她一样，坚信爸爸是无罪的。后来，渐渐长大的儿子甚至开始相信爸爸确实犯罪了，不然怎么老不出来呢？

　　为了不让女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六年多来，周莉一直骗她说爸爸到美国挣钱去了。

　　转机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在2015年1月、2016年4月马建和张越相继落马之后。周莉回忆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看到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感觉曲龙的案子出现了转机，让我心中又有了希望。”

　　201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周莉将案件申诉信通过全国人大代表递到了最高法。4月，周莉正式向河北高院提交申诉材料。7月12日，河北高院通知正式受理申诉。8月22日，河北高院决定再审。

　　“在阅卷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围场法院案件的许多证人证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办案人员从相关证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中，挖掘出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诬告陷害曲龙的犯罪线索，进而通过重新核实关键证人，将郭文贵违法犯罪的证据进一步固定。曲龙申诉成功的希望大增。”曲龙的律师穆峰说。

　　8月22日，河北高院将再审决定书发到了穆峰手中。曾经被作为依据判定曲龙犯罪的多处证人证言，在接下来的司法进程中被证明系伪证。

　　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曲被指控非法侵占郭文贵四套房产，定罪依据为多个证人证言。记者注意到，在案件原审阶段，证人、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曾否认见过《房屋变更申请表》，称曲龙转让房产时没有获得相关授权；证人、时任政泉公司销售部经理的邱逸清也曾表示这四套房子是“曲龙找吕涛安排签约，没有郭文贵签字的申请表”。

　　这些证言，都将矛头直接指向曲龙，成为曲龙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郭文贵财产的证据。

　　而在再审过程中，他们承认当时是慑于郭文贵的淫威，不得已作了伪证。吕涛承认，曲龙的四套房产确为经郭文贵签字后完成房屋变更手续的，“我在承德公安机关说没见过这些审批单是不真实的，是郭文贵提前交代过的。”

　　邱逸清也承认，自己曾看到过有郭文贵签字的《房屋变更申请表》，自己在吕涛授意下提供的证言“是假话，是迫不得已的”。

　　9月12日下发的刑事判决书，还曲龙以清白，也将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作伪证诬告曲龙的事实予以还原。

　　根据河北高院的刑事判决书，原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曲龙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政泉公司股权、政泉公司股权及四套房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判决，撤销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围场法院的判决，判定曲龙无罪。

　　判决书还指出，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办案程序存在多处问题：公安部指定管辖前原办案机关没有侦查权、本案案发过程不自然、询问场所不合法。

　　这三个问题，均系法院在审理中，采纳的辩护人有关原侦察机关办案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

　　穆峰也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此间的问题，他说，“程序违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曲龙涉嫌私藏枪支被承德公安局违法立案，没有案件来源，没有报案材料，也没有证据材料。二是缺少管辖权。曲龙是北京人，承德是没有管辖权的。而且曲龙被批捕的时候没有最高检的批复。三是曲龙案件出现了多次外提，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证人证言所取得笔录的地点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地点。”

　　穆峰说，作为一个从业30多年的律师，他代理过无数案子，但曲龙这个案子极为少见，他也从一开始就坚信是错案。

　　穆峰说，为什么我说郭文贵集团犯罪？集团犯罪的特征往往以利益为主线，各司其职。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马建安排抓捕，张越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多次指示，郭文贵最终拿回了华泰的股权。这个犯罪集团有一定的持续性，这种犯罪对法治是最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