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逼曲龙就范的目的，郭文贵开始无所不用其极，不但给曲龙寄他孩子上下学的照片、发家人的住址信息，暗示要伤害他的家人，还直接安排两个面包车的人去华泰公司抢走公章和证照，把公司大门上锁逼公司关门。

　　迫于郭文贵的压力，曲龙此后把公司迁到了内蒙古。

　　此后郭文贵又开始出邪招，勾结国家安全部处长高辉等人，以曲龙涉黑涉枪为名，先后向首都机场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天津市公安局以及郑州市公安局、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举报，导致曲龙短时间内连续被调查。

　　调查期间，郭文贵还多次向他出示有领导签字的举报材料和办案单位的一些调查情况，公开对他进行威胁，扬言不将天津华泰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郭文贵，就置他于死地。

　　因为公安机关的多次调查，曲龙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无路可走的他被迫反击。

　　曲龙开始整理郭文贵的违法事实材料，从2010年开始，实名向国家安全部和中纪委举报郭文贵勾结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处长高辉和中纪委处级干部孟会青等人利用公权力疯狂敛财、迫害企业老板，非法掠夺企业财产，以及违法违规收购民族证券、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这些举报、特别是关于违法违规收购民族证券的举报，深深触及了郭文贵、马建他们这个犯罪集团的核心利益，让郭文贵开始对曲龙下死手。

　　“没想到，举报信转到了马建那里。之后，郭文贵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明确表示他已经知道我举报的事。”曲龙说，当时郭文贵留下话来——“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为了不让曲龙坏了好事，郭文贵又安排手下人以曲龙涉嫌商业欺诈为名，向北京市公安部门两次报案，但北京公安均以此事系经济纠纷拒绝立案。

　　不得已，郭文贵找到了马建，希望安全部出面协调北京市公安局对曲龙进行查处。马建立即以安全部名义派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协调此事，但北京公安部门仍没有立案。

　　郭文贵又向马建提出，其已私下跟承德公安有关人员进行了沟通，明确此事承德也有管辖权，但需要省厅支持，希望安全部同河北省公安厅领导打招呼，协调此事在承德立案。

　　马建很快派人到河北向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口头汇报，并亲自给张越打电话，希望河北省公安厅和政法委对此事给予支持。很快，张越安排承德公安立案侦查曲龙一案。

　　在此过程中，为了让河北更加名正言顺地立案，马建多次派人以安全部名义给河北省公安厅发函，说明郭文贵是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希望河北公安方面能够调查审理曲龙案件。

　　就在郭文贵正式办理民族证券股权受让手续的前一天，即出现了身份不明人士砸车带走曲龙的一幕。

　　事后查明，3月31日当天带走曲龙的，就是国家安全部处长高辉、郭文贵手下保安以及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民警等10余人，理由是“涉嫌非法持有枪支”。

　　遭遇刑讯逼供被判15年，背后有公权力影子

　　令人不解的是，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将曲龙抓捕的承德办案民警，此后再未就枪支问题对其进行过任何询问，仿佛这个抓他的事由从来不存在一样。

　　曲龙回忆说，到了承德之后，他被关在承德市看守所。第二天就被外提到一个疗养院审讯，在一把铁椅子上坐了7天7夜。

　　“我被抓后，承德办案人员从来没有问过我枪的事。我第一次被外提至北京军区承德疗养院内‘熬鹰’的七天，全部的审讯都是围绕华泰公司股权和我举报郭文贵的事。”曲龙说。

　　关于华泰公司股权的归属，在其后成为曲龙被判处职务侵占罪的重要问题。

　　曲龙说，在铁椅子上坐到第5天，他就出现了幻觉，随即糊里糊涂地按照对方所说，承认自己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政泉公司持有的天津华泰股权，做了笔录。在这7天期间，他受到“熬鹰”式的审讯，全天24小时不许休息。

　　不久，曲龙又经历了一次7天7夜的提审，这次审讯的是他涉嫌非法侵占郭文贵公司开发的金泉家园四套房产的事情。这也是原审判定其职务侵占罪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记者调查获悉，所谓的曲龙侵占郭文贵的四套公司房产，实质上是经过郭文贵审批送给曲龙的房产。郭文贵之所以要送曲龙四套房子，一是因为曲龙在郭文贵公司任职期间，因企业经营需要替郭文贵垫付了一些资金；二是在郭文贵不方便出面的情况下，曲龙替他疏通了一些社会关系。于是，郭文贵为了继续笼络曲龙，亲口许诺送他四套房子作为补偿和激励。

　　但在两人闹翻后，这四套房产却成为曲龙职务犯罪的定罪依据。

　　相关证据也显示，曲龙所占有的公司四套房产，实际上是经过郭文贵同意，按政泉公司的审批程序审批，并非擅自利用职务便利侵占的公司房产。

　　但郭文贵指示公司多名员工，伪造出这四套房产的权属变更未经郭文贵同意的虚假证言。

　　负责销售公司房产的时任公司销售部经理邱逸清说，她在这4套房产的房屋变更申请表上看到了郭文贵的签字，但在郭文贵的指示下，她在此前接受警察问话时谎称，这4套房产的房屋变更申请表上没有郭文贵的签字。

　　在前述那次7天7夜的提审中，曲龙再次遭到刑讯逼供。“坐在铁椅子上不能动，也不让去上厕所，办案民警跟我说，如果你憋得难受就别吃喝，想吃喝就自己憋着。”曲龙回忆，审讯民警还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头，让他无法呼吸，看到他几近昏迷后，“就在塑料袋上对应的嘴巴位置戳破个窟窿眼让我喘口气”，如此反复，直到曲龙被逼承认侵占郭文贵的财产。

　　曲龙被抓半年后，他的辩护律师穆峰才获准第一次会见曲龙。

　　穆峰清楚地记得会见的场景：2011年9月左右，承德县看守所，曲龙出现在他面前，面部、眼眶等部位带有多处淤青。

　　作为相交多年的老友，看到身陷囹圄、伤痕累累的当事人，穆峰不禁落泪。“当时我就感觉到，曲龙案一定是个冤案，他在被带走后的半年时间里，肯定受到了持续性的、严重的刑讯逼供。”

　　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折磨，时时闪现的是幕后黑手郭文贵和马建、张越等人的身影。

　　曲龙记得，办案民警郭某某曾威胁他：“你的事是安全部马建部长和我们张越书记亲自指示督办的，这回你死定了。民族证券的事领导希望你闭嘴，华泰的股权你自己想办法还给郭文贵，如果按我说的做，让你少受点罪。”

　　穆峰和周莉均称，河北承德的办案民警曾在不同场合、当着他们的面，称郭文贵为“我们老板”“京城第一人”，与郭文贵关系密切的张越则被他们称为“董事长”。

　　而曾经身为河北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在郭文贵面前表现得如同一个随从。

　　据媒体报道，在方正集团原CEO李友与郭文贵刚刚交好期间，有次李友在郭文贵办公室，后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对李友说，“我让张越2个小时赶来，他绝不敢迟到”。两个小时之内，张越果然从河北赶到郭的办公室。

　　面对郭某某的威胁，曲龙坚持说华泰公司的股权不管是谁的，都不是郭文贵的。“他们威胁说你闭嘴，再说就弄死你！”

　　根据曲龙的回忆，在后期审问中，郭某某曾对他说，你占了一个便宜，是你手里确实没枪，不然我找个杀人案安你头上，就把你给毙了。

　　在曲龙、周莉和穆峰看来，曲龙职务侵占罪一案，完全是由郭文贵一手策划，勾结马建、张越等官员，通过构陷给曲龙治罪的冤案。

　　种种迹象也显示，这起冤案早已预谋。

　　记者了解到，河北承德公安在实施抓捕的两年前，便已开始对曲龙展开调查。

　　穆峰介绍，早在2009年10月，承德市公安局便已对曲龙涉嫌私藏枪支案进行立案。而在2011年3月29日，也就是曲龙被抓的两天前，承德市公安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已将拘留证做好。

　　曲龙也提到，郭某某曾对他透露，“我们已经查了你一年多了，如果你不举报郭文贵和民族证券的事，我们也不会抓你，因为你的举报触及了我们领导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曲龙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被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4月1日，郭文贵以超低的对价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造成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2012年4月，在张越的直接干预下，曲龙被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判决，系职务侵占罪量刑标准的最高刑罚。

　　曲龙提出上诉后，在律师对办案程序有明确异议的情况下，承德中院并未开庭，仅凭书面审理即维持一审判决。

　　从2012年9月起，曲龙被频繁更换多个关押地点，先后辗转于承德上板城监狱、承德市监狱、保定监狱、邯郸监狱和张家口监狱等多个监狱。

　　曲龙称，在服刑期间，跟他同监室的人员一度不许和他说话，让他从事高强度劳动，把他单独关进小屋40多天，也不让他打电话、与家属会见等。“我一直处于被监控中，他们担心我接触外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