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占比”与“耗材占比”

　　以前，医院采购药品与耗材后，可按规定适当加价再出售给患者。在按项目付费时代，医院与医生为了多赚钱、多吃医保经费，往往倾向于多开药尤其是利润更高的“辅助用药”，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面——中国一度是全球“药占比”最高的国家。

　　所谓药占比，通俗来说，就是病人看病的过程中，买药的花费占总花费的比例。药占比过高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此后不断为卫生管理部门所强调，到2009年“新医改”时，已成为对医院的常规统计与监测指标。

　　2015年，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在2017年将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至此，药占比已成为时时刻刻戴在每一名医生头上的紧箍咒。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医生吕鹏威在微博上写道：“又收了一个外院断药、来我院打赫赛汀的患者。看着冰箱里几十盒赫赛汀，想想我的药占比，头就大。用吧，药占比超了规定的一倍了；不用吧，可病人确实需要啊！”

　　赫赛汀是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进口靶向药，2017年与其他多种靶向药一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价格也从原先的2.2万元降到了7000多元。然而，这些进口新药的价格即使相比从前已经大幅下降，但与其他临床药物相比仍旧偏高，从而会使药占比超标，导致医生不愿开、医院不愿进。因此，一些医保覆盖的进口新药，断药新闻屡见不鲜。医药界这么形容此类进口新药——“没进医保，用不起；进了医保，用不上。”

　　不同科室由于面临的患者与疾病类型不一样，药占比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张琳琳解释说，儿科主要就是用药，药占比可高达45%；手术科室做的手术多是无菌创口，不需要用抗生素，药占比容易达标，但是耗材比又难降下来；而像呼吸科、泌尿科等一些感染较多的科室，需大量用抗生素，用药量大，药占比就很难控制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院对所有科室实行一刀切强行要求达到30%，势必会造成一些医生长期药占比超标而被扣钱。

　　据报道，从2000年到2015年间，全国医院的门诊药占比从60%左右下降到了48%左右，住院药占比从45%降到了34%左右。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从绝对值上来看，中国人均医药费用负担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缓解，依然保持快速上升势头。2015年人均药品费用达到1176元，2016年则达到了1300元。

　　在药品总费用依然上升的情况，如何做到药占比的下降？这是一道数学题，答案是：扩大药占比的“分母”，即治疗总费用，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给患者多做检查。因此有人说，现在已经从“以药养医”变成了“以检养医”。

　　方敏(化名)在广东省某三甲医院负责数据统计工作，在她所在的医院，为降低药占比、耗材比，一些医生将检查升级，把原本只需拍X光的，升级为做CT；原来只需要做CT的，改为做核磁共振。“我们在检查数据的时候发现，一名急诊科医生的药占比与耗材比非常低，就感到非常奇怪，再仔细看他的诊疗情况，才发现他给80%以上的病人都开了CT检查。”

　　王大光也表示，凡是住进他们医院的高血压病人，医生开的检查能让他们“从头查到脚趾头。查血、内脏、动态血压、动脉弹性，做心电图、CT、核磁共振，一个都不能少，没有万把块钱根本下不来。”

　　2017年，国家卫计委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药品零加成”，同时，多地开始计划实施“耗材零加成”，再加上对药占比、耗材比的严格考核，导致医院能够从药品与材料上赚到的钱越来越少。按照政策设计，医院的这部分经济损失，将由同时涨价的医事服务费来弥补。然而，医生普遍反映，提高后的医师诊金并不能完全填补“药品耗材零加成”造成的窟窿。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和医生只能将目光转向了检查。在刘军强与刘凯等人的研究中，有受访者表示，“我作为科室主任，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经济效益，二是安全。我给病人做了检查就放心了，并且检查仪器要好。这些既增加了治疗的安全性，也促进了经济效益。所以费用越来越高。我们就和医保中心‘打架’。”

　　实际上，药占比、耗材比是卫生主管部门制定的，用于考核医院的指标，而总额控制是由人社部门出台的、用于管理医保经费的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手段常常混合在一起，成为左右医生临床治疗决策的因素。

　　对此，一位受访的医保局官员表态说，“实现总额控制是目标管理，也是一个管理措施。在一个合理的诊疗行为中，药占比与耗材比并不重要，但由于药品和材料的占比太大，所以加强药占比等管理也是措施之一。”

　　然而，在不触及根本的改革中，控制药占比、耗材比，就会衍生出其他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段涛说，“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医保管理部门跟医院和医生之间是有信息不对称的。医院院长要想跟医保局斗智斗勇，那太简单了！”

　　方敏则表示，她们市里也会成立专家组对全市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抽查。但是，“专家组成员都来自市里几家大医院，查来查去都是自己人，都是人情，不可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

　　“超级医保局”与“三医联动”

　　在总额预付制下，医院依然按照物价部门确定的医药价格，按项目计算医院发生的医保费用，并以此为依据计算医保实际支付额。因此，朱恒鹏指出，所谓“总额预付制”，事实上还是总额控制下的按项目付费制。

　　为改变这种“简单粗暴”的医保经费管理状态，决策部门并非没有做努力。按人头付费、按单病种分值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等，多种新型的医保支付方式都在全国纷纷试点开来。

　　广东省是全国率先在医院推行“按单病种分值付费”的省份之一，方敏所在的医院就开展了这种付费方式的试点。所谓按单病种分值付费，简单地说，就是付费定额标准按全市所有医院的前三年实际均次医疗费用，同时参考专家意见等其他因素确定。它的特点是，根据各病种的不同治疗费用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确定分值。

　　方敏说，现在医生看病时，电脑系统里就会随时提示，选择哪种诊断，会花多少医保额度，一旦有超额可能，就及时提醒。这看似很美好，但其实依然有操作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以尽量往分值高的诊断上靠。诊断上有一点点差别，医保费用可能就会相差两三千块钱。”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是山东省第一家试点按单病种分值付费的医院。该院医保办主任林泉表示，“这个制度实行以后，医保经费是肯定不会穿底了，但医院还是会超支，超出的部分都由医院来承担，试点两年以来，我们就亏了4000万元。”对此现象，廖新波形象地将其称之为“三甲医院成了政府的抽水机”。

　　林泉解释说，现在的单病种分值付费制不考虑患者的年龄、并发症等其他情况。比如，化脓性阑尾炎与普通阑尾炎的治疗费用就相差巨大，但它们都按一个病种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接诊患小病、轻症的病人，医院才赚钱。对于一个地方的三甲医院来说，往往接诊的都是危急重症，这样的诊疗做得越多，亏得就越多，而二级医院则赚得盘满钵满。他表示，虽然医院的总账本仍有结余，但因为要拿赚来的钱去填补医保亏空，无形中不利于医院的发展、新医疗技术的应用与医生待遇的提高。

　　大三甲医院的这些抱怨，在朱恒鹏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表示，按病种分值付费是在总额控制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其核心还是控费。“医保改革不利于大型公立医院就对了！”他认为，现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太多、太大，并处于行政垄断地位，医保经办中心既不能真正取消它们的医保定点资格，也管不了公立医院。医保经费的浪费主要都在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不改革，医保也没法管。

　　朱恒鹏的看法得到了廖新波的佐证。廖新波表示，在美国，人口增加的同时，大医院数量不增反降，床位超过500以上的医院从1975年的291家降到了现在的273家。而中国却仍在新建更多更大的三甲医院，很多三甲医院还在疯狂地增加床位数。全国三级医院的数量从2010年的1284家已经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2123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这些大型三甲医院的发展红利期将会结束，进入到一个竞争激烈的时期。

　　“过去，中国的医院是做得越多获得的政府投入就越多，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将来，随着医改进一步深化，医院将进入以成本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在以成本为中心的时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医保经费浪费的问题。”段涛表示。

　　按单病种分值付费制实际上是国际上通行的“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制”(DRGs)的简化版。包括林泉在内的很多医疗界人士都觉得，DRGs要比现行的分值付费更加精细和科学，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市也有多家医院已经开始了DRGs的试点。

　　不过，段涛指出，DRGs的实施前提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科学的临床诊疗路径，但是现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医院数据都是混乱的、不准确的，别说政府部门无法准确、及时地掌握所有医院的诊疗数据，就连院长也不一定能清楚自己医院的真实数据。

　　段涛刚当院长时就发现，院办、门诊办、医务科与财务科报上来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统计时间不一样、统计口径不一样、统计标准也不一样。为此，他成立了一个数据小组，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医院的各项数据整理清楚。

　　他解释说，政府掌握的医院数据主要从病史首页来获得。病史首页包括患者基本信息、住院过程信息、诊疗信息与费用信息。问题是，一份病史首页需要由至少三个人经手：临床医生、编码员、其他信息采集录入人员。要想保证病史首页完成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挑战非常大。“我们现在的病史首页数据，其完整性准确性连80%都不到。举个例子，对于子宫肌瘤的治疗，不同的医生会使用子宫肌瘤切除术、剜除术、剔除术、挖除术、剥除术等多种填法，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种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统计不是会漏掉就是会将其归为不同的疾病。”

　　段涛表示，现在大家都对新成立的“大医保局”有很多期待，但如果医保局不能全面、系统、准确、及时地掌握医院的诊疗数据并有效地运用起来，对于改变现状依然没有意义。

　　国家医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支付方式的改革需要有历史数据与医院诊疗数据做支撑，要发挥医院与医保的数据分析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权力非常集中：合并了人保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原属于卫计委的新农合职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药品和耗材的招标采购职责；还有权监管医保类医疗服务行为和收费；同时将其征收医保、生育保险费用的职责交给税务部门负责。

　　医疗新媒体《医学界》的创始人、总编辑陈奇锐因此将其称之为“超级医保局”。他尤其提到，新的医保局有权力决定药品和医疗价格，迫使有关方面从对医保的影响来更科学地制定价格政策。

　　成立大医保局后，林泉最期待的是药品耗材的定价机制改革。“现在药品的出厂价如果是10块钱，到了政府招标价就成了100元。其实，通过取消医院药品加成来降低的价格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从出厂价到招标价这中间的巨大差额，才是导致药品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如果医保局能够改革这一环节，使药品价格真正降下来，那么我们医院的医保控费压力也会自然轻很多。”

　　6月15日至16日，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一行赴福建省三明市，调研医疗保障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工作。胡静林的第一次公开调研活动引发了外界关注。

　　胡静林在调研时表示，要认真学习三明经验，充分发挥医保的改革牵头引擎作用，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加快建立统一高效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