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上海有关部门连夜对迪士尼游客集中开展核酸检测时，园方照常燃放烟火的一幕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有人说，那次疫情处置，反映了有关方面较高的“共情能力”。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所谓“共情能力”，按照心理学家罗杰斯所说，是指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疫情防控必须严格按规矩处置，但游客的利益也须尽力保护。比如烟花，因为疫情突发，取消燃放不会有人责怪，但园方坚持燃放烟花，却给了焦虑中的游客以感动和安心。

　　疫情处置中，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展现了可贵的“共情能力”。这一点，尤其应该在今后应对突发事件的行动中加以延续和强化。但从总体上说，我们的“共情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无论是处理突发事件，还是化解日常社会矛盾，有时顾此失彼，激化事态，留下后遗症。

　　日常生活中，此类例子不少。比如公共交通的让座问题，有时就让人纠结。有些老人埋怨年轻人不让座，而有些年轻人又觉得先来后到理所应当。再如老小区加装电梯，一些地方成功率低的原因之一，是高层与底层的住户想法不一致。本来客客气气的老邻舍，因为加装电梯，见面没笑容了，说话声音也变了。如果老年人与年轻人、高层业主与底层业主都能多一些“共情能力”，都能为对方想一想，体谅一下别人的难处和心情，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培养和提升“共情能力”，在和平建设时期，有普遍需要。比如，政府部门遇到群众有急事难事找上门，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至少不推诿扯皮；经济机构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服务，至少别有假冒伪劣和偷工减料；教育单位坚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设法提高质量、减轻负担；医疗系统始终不忘治病救人，至少不让患者掏冤枉钱……

　　即使是一般社会成员，也需要培养一定的“共情能力”。人在社会上生活，总会与别人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利益纠葛。这个时候，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能体谅一下对方，如宁波老话说的“上半夜想想自家，下半夜想想人家”，做些能够承受的让步和妥协，而不要总是锱铢必较、寸利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