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残疾人大学生到全国冠军、教授、总裁…… 他们的人生同样精彩

　　听障生展示手绘作品 常静供图

　　听障生贾宾展示打印的口腔模型本报记者 王延斌摄

　　视障生冯豪正在用手“阅读”盲文书籍本报记者 王延斌摄

　　视障生图书馆 常静供图

　　更适合“小班制”教学的智慧教室 常静供图

　　没有屏幕的盲人电脑 本报记者 王延斌摄

　　他们经历过生活的“苦难教育”，渴望“和正常学生一样被对待”，他们抓住了教育的“稻草”，最终成就自我，收获事业。不过，在学子们努力的同时，来自国家、地方、教育部门、高校、社会的努力必不可少。

　　23岁的冯豪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看”手机，一篇中医文章吸引了他。

　　他将眼睛凑到手机前，在额头几乎要碰到屏幕的地方，用指尖快速地拨弄着屏幕，此时，手机里的人声翻译以3倍快进的速度读取文章，这是常人难以听清的语音“快进”模式，可却是让他最舒适的语速。

　　16年来，冯豪的视野被黑暗笼罩着。在医学上，他被称作视障人士，即“盲人”。他的眼前什么样？一片黑暗？

　　冯豪向科技日报记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冯豪爱笑，也喜静；他常常独自一人打车、买票、坐飞机、乘高铁；他热衷于上网、玩游戏、写诗；作为滨州医学院（以下简称滨医）中医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斩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并连续两次拿下国家奖学金……在他的盲人同学中，很多人都像他一样优秀：不耽误学习的同时，获得国家级跳绳比赛冠军；毕业之后，他们从事文字编辑、法律工作、会计工作，甚至成为大学教授、公司总裁……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很多人将视野聚焦到残疾人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上。他们是不幸的，先天或后天，他们失明了，聋哑了，肢体残疾了；他们又是幸福的，在我国8500万各类残疾人中，他们是极少数的幸运儿，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除了看不见，我什么都能做”

　　趁着晚自习前的闲暇时间，汪普武在手机上玩了一把“三国杀”，这是一款以三国演义为背景的策略卡牌桌面游戏。在游戏中，他官至“四品”，“属于中等偏上的玩家水平”。

　　汪普武是滨医特殊教育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每天过着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虽为盲人，但他喜欢阅读，写散文和诗。记者采访时，他随手念起在校报上发表的《月明中秋》：

　　“又到中秋，月圆桂香。天上的一轮圆月，引起浪漫的思绪。比如思乡，比如怀念，比如绵绵爱意……这是一个思念涌上心头的节日，也是一个诗文飘飞的日子。每当月明晴朗，我们心里就多了一丝乡愁……”

　　汪普武看书，更准确地说是听书，是借助助视器或者翻译软件，将课本内容听到耳朵里。只不过，语音速度比平常快3—5倍，这是盲人学生最舒适的语速。他的辅导老师郭杰博士向记者介绍，一般人“一目十行”，因需借助器械，这群孩子特别是弱视孩子“一行需要看十遍”，才能达到常人效果。

　　郭杰喜欢跟这群可爱的学生打成一片。他肯定地说，这群孩子虽然看不见，但思辨能力很强，课堂气氛活跃，有的学生甚至对一些常人觉得晦涩的书爱不释手，经常与他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关系……

　　经历过生活苦难的残疾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上会表现得更加坚强。

　　作为汪普武的同班同学，冯豪在6岁时因视网膜母细胞瘤，被病魔夺去了双眼。从那以后，他对一切都看开了。“我都失明了，还怕什么呢？”他说。

　　在学习上，他自律得让人吃惊。他为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比如每天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挤一切时间巩固专业知识。他的课外活动也全面开花，参加了当地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宣讲团，面向社会讲述残疾大学生的青春奋斗故事。

　　“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看不见，我什么都能做。”冯豪说。

　　梳理汪普武、冯豪，以及滨医上百个残疾人大学生的简历，不难发现，这个群体中，优秀是普遍现象。

　　拒绝“圈养教育”，去标签化

　　从陷入黑暗的那一刻起，盲人大学生许一丁的生活便改变了，变得“与众不同”——他被人呵护，被人照顾，甚至被人“另眼相看”。但在内心深处，对这份额外照顾，他是拒绝的。

　　许雯是许一丁的辅导员，初次带教盲人学生时，恨不得替他们包办一切，但她的学生们并不领情，“教会他们胜于帮助他们，他们内心真正需要的，更多的是保障，而不是保护”。

　　现在，许雯与这群孩子相处特别注重把握分寸感，在班级管理中立规矩、讲制度，毫不含糊。

　　“残疾医学生主动提出过，不希望被特殊对待，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除了会考虑生理上的障碍，我们对他们的培养与健全学生一样，这不仅有利于他们互相帮助，也有利于他们毕业后快速适应社会。”滨医特殊教育学院院长曹同涛告诉记者，“残疾人需要面对更多的困难，所以他们更懂得生活的艰辛，更珍惜教育机会，能考上大学的残疾学生成绩都很好，不存在交流障碍，他们还表现出很大的潜力。”

　　在滨医采访，记者看到，特殊学生的生活空间相对独立，教学楼、教室、图书馆、厕所、食堂、寝室等处，均实现了无障碍设施的全覆盖；他们的专用浴室，也采用无障碍设计，残疾学生可坐可躺，甚至可以坐着轮椅进去；为残疾学生设立的康复室，健身器材齐全；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康复基金，不少学生接受了康复手术，扔掉了相伴十几年的拐杖。

　　直面不同，同时也要创造“相同”的环境。

　　在教学过程中，残疾生在文艺演出、运动会和校园联谊等活动中，并不会被特殊对待，而是与其他学生一样参与其中；在课程学习上，除了视障生、听障生，其他肢体残疾的学生都混入一般班级，享受均等教育。

　　谈到平等，滨医校友、联华科技公司总裁隋淑杰说：“如果特殊教育学院里只有残疾学生，就等于把一群残疾人‘圈’起来去教育，与外面是隔离的，和社会是割裂的。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是每逢朋友请我去唱歌，总有人为我们点《水手》这首歌。在一些健全人心目中，我们该有的样子就是‘身残志坚、自强不息’。这不是歧视，但完全把残疾人标签化了。”

　　在滨医，“残健融合”贯穿的核心理念是平等。只有把残疾学生和健全学生放在共同的开放平台上，他们才能真正认识、了解自己，更利于他们走向社会。

　　高科技辅助，有待资金和人才支撑

　　如果不是借助助听器，22岁的河南姑娘贾宾将生活在一个完全寂静的世界里。作为口腔医学技术（听障）专业学生，她不仅能自己动手调教助听器，还可以坐到装备了不少高科技的听障生资源教室里，畅听周围世界。

　　从调制助听器到听障生资源教室，从盲文书籍的制作到个性化教学，处处闪耀着科技之光，而与之相伴的“高投入”，也是特殊教育绕不开的词。

　　在滨医“国家特殊教育示范园区”里，记者看到不少特殊的机器：听书机、盲文电脑、盲文书籍制作机……它们都是残疾人大学生的好帮手。

　　盲文，视障生学习知识的载体。记者闭上双眼，用手触摸一本盲文读物，密密麻麻的颗粒。“盲文就是这样的，它是用隆起的圆点代替了文字，如同拼音，不同的圆点代表不同的字母，掌握了规律，就能读懂盲文了。”曾担任过特教学院辅导员的司培培认为，“当你身处绝境，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很快就能学会。”

　　不过，看得见的高科技辅助，更需要投入和人才支撑。

　　滨医特教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巩雪梅向记者介绍，建设一个图书馆的视障阅览服务区，需要投入几万元至十万元不等；盲文教材制作成本高、印刷效率远低于普通出版物，极少印刷厂能印制，自己制作也面临着人才短缺、投入极大等问题。

　　青岛市盲校资源中心曾对外透露一个案例：盲文书籍对纸张要求高，每页纸的承载信息有限。三卷盲文版《平凡的世界》共一万六千多页，一页光印刷和纸张成本就要1元钱，耗时3年才印刷完成。

　　此外，个性化教育在特殊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盲人学生课堂上，原来的PPT演示、视频片等形象教学方式行不通，需要一对一的小班制教学。给视障生上解剖课的老师王利民，根据视障大学生听觉和触觉能力敏锐的特点，拿着各色人体器官的道具，一对一、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学习，让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动脑操作，来巩固和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同时，针对不同残疾人在认知方面的不足，用“多媒体医学诊断模拟实验室”代替传统的听诊、触诊的临床教学，实施差异补偿教学。

　　遍地的科技元素，让人目不暇接。曹同涛认为，在特教学院，科技是实实在在的，为残疾人大学生的成才插上了翅膀。

　　“淋过雨的人，更愿意为他人撑伞”

　　记者赶到山东省龙口市“康宁家园”门口时，坐在轮椅上的刘杨出门迎接。初次见面，他给人第一印象是位阳光的大男孩。

　　龙口市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残疾人创业，专门在办公大楼“康宁家园”里腾出三层给刘杨开康复医疗中心——康乐希康复医疗中心。该中心主要为“三瘫一截”类（即偏瘫、脑瘫、截瘫和截肢）残疾人提供免费服务。

　　而这样的康复中心，刘杨已经开办了两家。

　　刘杨是滨医特殊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康复学硕士。刘杨从医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从出生起，刘杨便是医院的常客。在两个月大的时候，他被医院诊断为脊膜膨出(神经管畸形)，12岁他出现了脊柱畸形，被诊断为脊柱侧弯。第二次手术后，他坐上了轮椅。

　　教育能唤醒人的尊严，也能激发人的社会功能。在第一次手术前，他立下遗嘱，要捐献自己的器官。此后他创办了宣传服务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和遗体捐献的志愿服务组织“承光心汇”。因为影响力大，5年之后，这一组织被共青团中央、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授牌成了“国家级”。

　　“我觉得自己是一名战士。”刘杨向记者回忆起一幕场景：在学校食堂，有同学打饭刚坐下吃，他便坐着轮椅过去给对方讲故事，希望对方以后考虑捐献器官，结果换来错愕的表情……不论刮风、下雨，他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讲故事、讲意义，如今，成功的案例已经不少了。

　　在滨医，类似刘杨的案例不断出现，成为学弟学妹们人生路上的指南针。

　　滨医残疾人医学系毕业生席思川考取了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之后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如今，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国家癌症研究所资深科学家。

　　从滨医残疾人医学系毕业的韩芳，如今已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是我国第一个临床睡眠医学博士。

　　先后三次参加高考才最终如愿的谢丽福，现在已是浙江省丽水市残疾人联合会二级调研员；刚刚毕业不久的赵明也依靠推拿按摩技能自主创业，在长沙陆续开了7家分店……

　　“他们经历过苦难，淋过雨的人更愿意为他人撑起伞。”曹同涛总结道，“37年来，我们培养了1500多名残疾人大学生，很多人成为医疗战线特别康复和特殊教育领域的骨干，有350多人考取研究生、70余人受到省部级以上奖励。”

　　这些案例，激励着学弟学妹在漫漫人生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享受均等教育，需各方助力

　　刘杨经历的一件事让记者印象深刻。

　　他刚坐上轮椅时，患上了抑郁症，有了退学的打算。这时候，滨医团委于翔和同事们从650多公里之外的烟台赶到了枣庄，做刘杨的工作，将他接到了学校，提供单间，做理疗……

　　滨医“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努力，让刘杨看到了人心之美，也促使他振作起来。

　　在滨医国家特殊教育示范园区一楼的走廊墙上有一行字：“生命就像是一只小船，而理想就是船上的风帆，勤奋的人们荡起双桨，眼睛为人们掌握方向，愿我们在人生的航道上冲破艰难险阻，勇敢地驶向希望的彼岸。”落款是“你们真诚的朋友——海迪”。

　　这是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滨医残疾人大学生的鼓励。

　　成百上千的“刘杨”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学成之后走出去。他们经历过生活的“苦难教育”，渴望“和正常学生一样被对待”，他们抓住了教育的“稻草”，最终成就自我，收获事业。

　　不过，在学子们努力的同时，来自国家、地方、教育部门、高校、社会的努力必不可少。正如专家所言：残疾人享受高等教育，更需要“扶上马、送一程”。

　　从入学渠道到教育方式，他们都需要帮助。

　　目前在我国，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有参加普通高考和单独招生两种渠道。据曹同涛介绍，单独招生情况比较乐观，大多是招生院校自主命题，然后单独录取；参加统考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尤其是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的学生要圆大学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于观念。在社会的公共认知上，残疾人等同于“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这方面，如何以残健融合、教育与康复相结合为特质，平等为核心，滨医一直在探索。

　　正如滨医党委书记车先礼所言，党办教育的初心和医学院校关注生命的本心都要求我们办好特殊教育，“残疾人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有平等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明确要求“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一系列暖心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已经迈入新时代。

　　“目前，我们的助残模式，应当从慈善模式逐渐向权益模式转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事、中国盲人协会常务副主席李庆忠认为，近年来国家对残疾人权益保护的力度空前加大，必将加快转化的速度。从权益的角度来考量，有助于形成更为理性的教育环境，包括享有高质量教育、各种无障碍设施、考试的便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