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田10亿亩！看我国如何解决“吃”这件“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日益尖锐的粮食供求矛盾，1955年，国家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对粮食定人定量、计划供应。“票证时代”诉说着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记录着共和国面临物资短缺的无奈。

　　回望75年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是个远近闻名的“亿元村”，这里生产出了全中国五分之一的铅笔。

　　村民赵雪春口中“以前的日子”，来自祖辈的讲述。他的曾祖父赵玉林正是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赵光腚”的原型。

　　新中国成立后，从土地改革圆梦“耕者有其田”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耕者有其权”……农村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

　　在安徽省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是远近闻名的安徽省“麦王”。50多年前，高中毕业的徐淙祥放弃了在城里当老师的机会，回到农村。他手捧农业科技书，四处向农技专家拜师学艺。

　　徐淙祥潜心研究农业科技，将小麦亩产从不到300公斤提高到800多公斤，科学种田的路子越走越宽。

　　如今，徐淙祥牵头成立了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通过大户带小户、小田变大田、全程大托管等方式，帮助3000多名农户，人均年收入从1.6万元提高到近3万元。

　　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村民们只需给“粮耕保姆站”打一个电话，就能享受到从育秧到插秧的全套服务。

　　黄田村和大多数中国村庄一样，都面临着“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现在，“田保姆”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每亩田的经营成本大大降低。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农情。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化大农业的“快车”，农业社会化服务不可或缺。

　　在政策鼓励下，农机手周绍春到岛上承包了600亩荒地，通过机械化种植和政府的补贴政策，预计年收入可达100万元。

　　高起点上保障粮食安全，深入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重要着力点。

　　立夏过后，正是栽秧的好时节。在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插秧专列如约而至，将众多插秧客带到三江平原进行水稻备耕、插秧。

　　2013年，插秧专列运送乘客规模达到峰值，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2万亿斤。这之后，粮食产能稳步提升。至2023年，已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2024年，我国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黑土地，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从东北黑土地到中原粮仓，从四川盆地到江南水乡，2023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超过10亿亩，高标准农田占到耕地的一半以上。

　　增单产，稳面积。中国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5亿亩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用好盐碱地，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在福建省宁德市，大黄鱼曾是渔民餐桌上的美味，但过度捕捞导致其一度濒临枯竭。

　　当时在福建省连江县渔场指挥部工作的刘家富，通过人工育苗技术成功保住了大黄鱼资源，大黄鱼人工养殖产业有了完整的技术支撑和政策扶持，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建设“蓝色粮仓”，向海洋要食物。在距离海岸线50公里外的深远海水域，全球首艘深海封闭式养殖工船“国信1号”又迎来了一批外国参观团。

　　“国信1号”一年产鱼量最高可达到3200吨，整个养殖生产都是智能化控制。

　　今天，在中国人日益丰富的餐桌上，人均消费的口粮从1978年的248公斤下降到130公斤，随之增加的是对肉、蛋、奶、菜、果、鱼的需求量。

　　作为来自农业大国的观察者，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对中国农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印象深刻。

　　浙江省浦江县新光村，每个周末都会有一场乡村音乐会吸引远近游客。

　　实际上，新光村曾是个饱受污染、只有28人留守的“空心村”。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发展经济，当地引进水晶加工产业，但高利润也带来了高污染。

　　随着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推进，浦江县一手铁腕治水，一手促产业转型。村民们不仅看到碧水复绿，青山再青，也坐上了共同富裕的快车。2015年，陈青松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带着20多位大学生来到新光村。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千万工程”让浙江万千乡村找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最优解。

　　发端于之江大地的“千万工程”正在广袤神州落地生根，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中国正在描绘大国现代化蓝图中更加令人向往的三农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