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3年8月，大明王朝的舰队在远涉重洋、遍访诸国之后又一次驶回太仓刘家湾。浩浩荡荡的宝船上满载着异域的奇珍异宝和朝贡的使节，惟独没有它的统领———郑和。他的名字在未来几百年内都不会有人记起，直到梁启超写了一篇名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短文。

　　190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尝尽了四夷坚船利炮之苦的晚清帝国不仅折尽了颜面，也失却了信心。此时的梁启超正避祸日本，继续他的维新旧梦。他突然著文重提郑和，并以“祖国大航海家”、“巨人”名之，鼓舞民心斗志之用意显而易见。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海洋的向往远次于对土地的热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海，只是不得已的退路。“所以，梁启超之前，郑和并不因旷世的航海事业名显天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恒告诉记者，关于郑和下西洋，《明成祖实录》中的记载不超过20条，最为详尽的只有两条。《明史》中对郑和的身世介绍也只有一句话：“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对其功业的著述加上标点不超过千字。

　　“或许在既往的封建统治者看来，郑和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而七下西洋的浩浩功业也因花费甚巨而多被评为‘弊政’。郑和远洋在当时虽然有承继宋朝、元朝的必然，但在根本上仍是突兀的特例，注定难以长久后续”，高恒说。

　　明宣德八年，当郑和舰队最后一次归来，宣宗皇帝决定下洋悉止。一纸诏令之后，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宝船，只能寂寞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等待腐烂。

　　“20年间，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已经衰落到难以想像的程度，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厦门大学教授周宁说，“再过20年，成化皇帝当朝时，有人动起出洋的念头，才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凝聚着郑和毕生心血、记载着七下西洋的《郑和出使水程》终于灰飞烟灭。据说，罪魁是车驾郎中刘大夏，也有人说是乾隆皇帝。

　　在郑和身后，人们只能通过罗懋登写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看到隐约的影子。万历年间人钱曾感叹：“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

　　“当初，马可·波罗东游是个人兴趣，他的游记曾红极一时，并引发西欧各国几百年渡海的情愫。郑和下西洋乃是举全国之力，竟不能留下详细记载，郑和何其不幸？”高恒说。

　　显然，不幸的不仅仅是郑和，还有这个日渐封闭的大帝国。正是此时，西方诸国开始寻找东渡的航道，并引起了世界面貌的变革。只是在变革中，曾经称雄海上的中国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角色。

　　1433年，世上已无郑和。在中国的海岸线上多的是倭寇，之后是葡萄牙人、英国人、美国人……可以想见，日见国贫民弱的梁启超发现前人郑和时，其心情何等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