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启动的消费要真能启动

　　仔细分析上述四大问题，至少前三个都与“扩大消费”直接相关：消费扩大了，失衡的投资与消费比例会被矫正，内外需比例会趋于和谐；这也意味着三产比例上升，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迎刃而解；同时，扩大消费还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极大的连带性。因而，“扩大消费”是各方谈及明年经济工作的最大共识。

　　事实上，我国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已持续数年。1998年开始启动的扩大内需战略，包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迄今，其中的投资需求部分不仅被真实地扩大，而且还经历了一轮“过热”和被调控；其中的消费需求部分，虽经消费结构升级，但在GDP中所占比例却越来越低，1～9月仅为42.4%。

　　被高喊了若干年的“启动消费”，却始终没有引来“被启动的消费”。

　　王小广认为扩大消费确实比扩大投资要难得多。他说：“目前我们的投资能力很强，资金、技术、体制都不缺，产品短缺大都是软缺口，而不是短缺经济时期的硬缺口。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很快补上，且容易过剩；而消费则不然，你要想让老百姓花钱，得有很多必须条件。”

　　王小广举了个例子：“比如，我很想每年都去北戴河度假，我也有能力支付这个费用。但今年去一次后，就不想再去了。因为整个消费过程让我不太舒服。这个过程包括交通的不便、到达后食宿的不称心、旅游产品的匮乏等等。整个下来，我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并不值。”

　　消费要想扩大，其实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比如农民和低收入者，就面临“有没有钱去消费，买了电视能否收到电视信号，买了冰箱是否付得起电费”等等一堆问题；再比如中等收入者，电视、洗衣机、冰箱都有了，按说该买房买车了，可一考虑孩子上大学的高额费用，以及生病、养老问题，最后的结果多半是继续把原本不高的薪水存进银行。

　　所以，当下中国就成为一个奇特的混合体：一方面是大量丰富廉价的商品卖不出去；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者没钱、少钱或不敢消费；再一方面，就是储蓄率超过40%的世界第一储蓄大国。

　　就业率低、收入低，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不健全，企业和个人税收偏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基础设施滞后等等，都是扩大消费的桎梏，无疑都需在明年下大力气通盘研究解决。

　　王小广还认为一些与消费有关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稳房促车。王小广从产业链条角度认为“促车”有益于增加就业、提高工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因为汽车是工业中的工业。张立群则认为这样可以稳定明年经济增长的源头。

　　二是通过提高服务业整体质量，促进服务消费。以旅游业为例，王小广说，在目前中国国情下，国内旅游业的潜力最多发挥了20%。潜力难以发挥的原因，是因为服务质量低下。他所说的服务质量，不仅指旅行社、旅游景点，还包括铁路交通及整个城市服务系统：“不要把旅游当产业来抓，而要将其看作旅游经济，因为旅游者对一次旅行的评价是综合的，而不只是旅游景点。思路拓宽了，才能对症下药。”

　　由此拓展到整个服务业，目前服务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60%，而其就业人数和产值却仅占全部就业和GDP的30%左右，足见这一行业的效益之低下。当然，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是要重视人口的城市化，而不只是城市建设。要为农民进城提供制度环境。一个人在城里打工，与带一家人来城市生活，两者的消费能力别如霄壤。如果我们的城市化不仅限于盖楼修路圈开发区，而是更留意如何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留得住”，消费自然会成倍放大。

　　四是要重视粮价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力。王小广说自己注意到这个问题源自去年。去年农民收入取得了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幅，除减税等惠农政策外，粮价上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卖粮收入一般要占到农民全部收入的50%，如果能通过休耕地等办法，使粮食生产保持在适度偏紧又可从容调控的位置，保持粮价适度上涨将会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房地产业仍将稳中微调

　　之所以单拎出房地产，完全源于其在本次“过热”与调控中的核心位置。

　　本轮过热的源头就在房地产。2002年以后，随着居民对住房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房地产、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被强力拉动，其与我国转轨期有缺陷的银行体制和土地机制相互纠合与催发，短时间内形成了远高于需求的供给能力，局部供需严重失衡。

　　“治顽症需下猛药”。2004年下半年对建设用地的冻结和极为严格的信贷审批，令房地产业投资骤降，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年初的43.6%，回落到年底的28.1%。

　　2005年的国家房地产政策，则是在去年下半年偏于严厉的行政措施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灵活微调：一方面继续遏制不合理需求，通过政策增加炒作型二手房的交易成本和非普通商品房的购置成本；同时满足合理需求，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另一方面则为行政性冻结的土地和信贷适度解冻，同时完善相应法规制度，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供给闸门。

　　上述政策，使得2005年房地产投资得到了较好控制，今年1～9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增幅23.6%，低于同期26.1%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谈及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政策，郭克莎认为首先要明确两点：一是房地产业在经济中具有支柱地位；二是房地产业发展不能过快。以此出发，明年调控应继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该松的松，该紧的紧。针对目前房价，他认为尽管增幅下降，但房价还在看涨，明年调控应以房价稳定回落为宜。王小广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徐连仲在认同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同时，都认为明年调控应保持连续性；张立群则认为这一领域总体仍需大于供，目前的买方卖方博弈是暂时的，整体仍将是拉动消费需求的上行力量。

　　纷繁的问题隐含难得的机遇

　　“投资反弹、产能过剩”让很多研究者忧虑，而张立群恰恰从中看到了增长的良性因素和机遇：

　　“事实上在新增投资中，包含大量的创新型和更新改造型投资。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投资增加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钢铁业为例，尽管投资增长很快，但国家这次并没有背上结构调整的包袱。我在调研时发现，河北一些民营钢铁企业年初立项，10月就能产出，到钢价下来时，很多已收回了成本。”

　　民营企业考虑竞争环境，考虑投入产出，国有大型企业也在调整：宝钢正在进行的产品结构全面调整，鞍钢本钢优化重组等等，都在增加投资的同时提高着资金的使用效率。

　　“这是增长中的良性因素”，张立群这样认为。一个可以佐证他的观点的数据是，今年1～9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改建项目投资增幅高达42.6%，增幅大大超过新建(36.4%)和扩建(7.1%)部分。

　　“产能过剩也同样不全是负面影响”，在张立群看来，这恰好是一个由粗放到集约的市场淘汰机遇：“高增长低通胀，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广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使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必须在较小的利润空间里寻求发展，这对企业是个考验。经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企业素质必将极大提高，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方式也将得到极大改善。”

　　国内汽车产业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今年以来车价不断下行，但新车型却不断涌现，在相对缩小的利润空间中，汽车企业开始超越价格厮杀，拼起了实力、技术与创新。

　　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会发现当前的很多问题都是隐含着机遇：频繁的贸易摩擦，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出口企业回头想想国内市场，想想如何创新产品，而不是一味地自相残杀拼价格？产能过剩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厮杀之后，是不是可以想想如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等等，等等。

　　张立群说出的一句话，或许会让人茅塞顿开：“高增长、低通胀下的产业竞争，将使我们面对难得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遇，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