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书记”家庭存款从50万元飞涨到数百万元
山西省临汾市中心体育街上有个邮政储蓄所,离武保安的住所很近。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武保安之妻王临风便频繁地进出这个地方存款,数额之大,次数之多,令人咋舌。
王临风频繁地出入银行大门存款有这么几个特点:王临风在2003年6月以前,家庭存款在50万元左右,而到6月以后,存款的频率越来越快,有时两天存一次,甚至一天存两笔、三笔;存款的额度也越来越大,三五万元存款数额已为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数额所取代。据知情人讲,王临风在办了退休后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打麻将,二是到银行存款。
在武保安从县长变成书记后,王临风说:“老武在大宁县工作期间,是副职,礼就少一些,送两瓶酒、两条烟等的多些。在永和县工作期间,收的有礼品、有礼金(钱),过中秋节时礼品多些,过年时礼金多些,一两千元,送礼的多数是单位,也有个人。在翼城工作期间,送礼金的多些,数额也大些,少则数千,一万两万元也有送的,用信封装着现金,有的还写着送钱者的名字。“老武在春节期间,这两年都是年三十和初一才回家,所以送礼的也就集中在这几天。送的人也多,好多人我不认识,有的在信封上写上名字的我也不记。我记得今年春节前后,一个副书记和一个局长来过我家,这个局长戴眼镜,副书记和局长给了两沓(两万元)钱,信封里写着鼓励孩子上学的话,写得挺好,这是老武给我的。县里一个部长在去年中秋节前到我家给了一份1000英镑(注:实为欧元)的礼,说是给孩子去英国用的。春节期间,乡镇一二把手基本上都要来拜年,一般是给一两万元,还有三五万元的。”
送礼的人很多,有时因为害怕“撞车”,先来送钱的人不得不躲在武保安家的里屋。
王临风说:“我爱人从2003年任翼城县委书记后,在县里就是一把手。以前当县长时,没有感觉。在当一把手以后,明显地感到县委书记与县长有天壤之别。当县委书记后的春节和中秋节两个节日,翼城除了条管单位,如工商、税务等几个单位外,所有下属单位的领导都要来家中,来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坐几分钟放下钱就走了,我和武收钱收得都有点害怕,可是没办法。”
王临风还说:“到我家的人,一般武都给我介绍。有时,我给倒杯水、点点烟,然后就到别的房间了,他们在客厅谈话。送钱的人,总是以‘一年辛苦,领导在工作上支持,一点意思’等理由放钱。如果我们要是推辞,他就说给孩子的,让孩子好好学习,或者将钱放到茶几上,或者放到沙发垫下面,有的还到我家的卧室里,将钱放到床上、枕头下面、被子下面。一般都是在信封里装着,或写个人名字,或写着单位名称,一般都有注明,都是有备而来,怕后面进来的人看见。人走后,他不收拾,坐在那儿不动,都是我收拾。放在床上的,就顺手塞在被子下面。一般来的,最少的送1万元,多的有2万、3万元、5万元不等。”
对于武保安家的收入来源,王临风说:“我们夫妻俩这么多年来的工资收入,另外还有出租屋的租金(每月350元,从1993年开始外租),再就是我父亲病故时,当时老武还在永和县任职,总共收了10万元的礼金,还有我儿子过12岁生日,我母亲过70岁大寿也包括在这里面,还有存款利息,一共大约有四五十万元。还有儿子两次上学亲戚朋友给的钱,大约不到10万元。”
买官者讲述买卖内情
“盘子还没定,到时候再说”
“调整中受益的一些干部送礼在10万元以上”,翼城县一名干部说。A用30万元高价,买到县某局局长的职务。据A讲,2003年11月,县人代会、政协会召开以后,由于原局长当选为县级领导,听说不再兼局长,而A本人是该局书记。
于是,A想“进步”。2003年12月上旬一个晚上,大约八九时,A到武保安办公室找到他,提出自己想接任局长。武保安说:现在还没有全盘考虑,到时候再说。2004年元月的一个晚上,A准备了10万元,装在一个黑色小皮包内,一个人去武保安宿舍。A把装钱的小黑包扔到了武卧室的床上,武从沙发上站起来,想去拿这个包,意思是推辞不要,但A把他轻轻推到沙发上就离开了。
2004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武保安打电话找A。在武的办公室,武保安对A说,这个单位竞争的人很多,不一定能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当天晚上A回到家里,准备了20万元,A对武保安说,“武书记,我还是想留在局里当局长,请武书记帮帮忙”。武说,盘子还没定,到时再说。然后,A就出来了。A说,黑色食品袋内装的是烟,实际是20万元。
对于这30万元,武保安坚持说只收到10万元,且是在退给A后第二次送的,因此,办案人员最后认定武受贿10万元。
逢年节送公款当礼金,还带上单位会计
“武保安任县长时,我到武家给其送了3万元现金。从2000年开始,每逢中秋节和春节,我都给武保安送现金,每次都是1万元。2000年中秋节送的是1张5000元的购物卡。到2004年春节,我累计8次送给武保安7.5万元。”现任某局局长B这样描述他和武保安的关系。
每次送钱时,B都会讲类似“过节了,没有啥可买的,拿点钱你自己买吧!”这样的话。武从来没有拒绝过,只不过有时说句“以后不要这样了”,但下次送来时仍照收不误。
B对他给武保安送钱的心态是这样描述的:一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求得他对所在单位工作的支持,如拨款等;二是具体经办人是自己,尽管送的是公款,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对B产生好感,在个人问题上即使不照顾B也不至于卡B。之所以在春节、中秋节送礼,是因为平时不太好意思,这时显得更有借口;同时为了避免自己私吞的嫌疑,B去送钱的时候还要把会计带上。
为证实武保安犯罪,主动交代自己行贿事实
“我认为武保安在任用干部的问题上,不讲干部素质,不讲工作成绩,不讲民意,不讲原则,只认金钱,武的败露是必然的。不管组织怎样处理我,我都要为搞清他的问题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行贿事实,以证实武保安受贿的犯罪行为。”行贿10万元后当上某局局长的C说。
C说,2003年下半年,武曾三番五次地找他谈话,开始讲让他到重要岗位上去,后来又说让他挑重担,再后来说不要光想着吃肉,也要啃骨头。眼看乡镇回来的书记和一些县直部门的干部都基本上定了位置,安排C的希望仍很渺茫。于是,C就向亲戚家借了10万元,亲自送给武保安。直到此时,武保安才说:我总得给你和大家一个交待。
在2004年4月上旬的一天,C用报纸把面值100元10叠的10万元包好,装了一个塑料袋,像一条烟,送到武在翼城宾馆的办公室。事后,武没有提出过退钱的问题。后来,C被安排为局长。这个局是一个没人提出要去的地方,但是,武保安的解释是,这个局是个大摊子,需要安排一个全面素质的人去干,你们说谁还能比C更能干?“武保安太贪了,为了将武绳之以法,我决心主动交待自己的行贿事实”,C说。
许多像C、A一样去送礼的干部完全清楚,给领导干部行贿是错的。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给武保安送礼,同行贿捞好处,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武保安通过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向大家传递信号,明里暗里地索要,翼城的社会风气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人们也不会去给他送礼、送钱。
不送钱的下场是免职
县政协原常委D这样讲述他被免职经过的:“武保安上任后,肯定了我的工作,并答应考虑给我动动(工作)。后来,我又找过他一次,他不置可否。从2003年11月开始,我的政协常委被免了,政协工作也被免了,也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只好在家待着。我感到受骗了。”D苦着脸感慨地说:钱不是个好东西,但没有钱是不行的。县人大某干部E与D命运相同,也是被武保安使用手段给搁置起来的。“这就是不送钱的下场。”E说。
县委书记:上级监督少,同级监督难
――翼城县部分领导谈武保安案
“武保安当县长期间,工作作风比较务实,说话办事比较实际,担任书记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翼城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张建国这样评价武保安。
张建国讲,在武当上县委书记后,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主观武断,逐步形成了一种凌驾于常委会之上的霸道作风,一味地个人说了算。武保安关于调整干部的讲话在全县引起了混乱,使本来没有调整想法的干部有了想法,造成中层干部思想不安,几个月全县干部很少考虑工作,只考虑自己的升降去留,还给领导之间、同志之间制造了很多矛盾。“我认为武保安任书记后的干部调整是他本人的思想上、思路上就有了问题,这就使他必然地走上了犯罪道路!”张建国的话语十分肯定。
同时,张建国承认,作为县纪委书记,从主观上讲他应有一定的责任,没能阻止武保安腐败、犯罪。但客观地讲,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成员,特别是县委书记,确实难度太大,难以监督。比如,对干部的调整问题,他多次找武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及对纪委干部的调整意见,武当面表示同意,但过后根本不理不睬、不听。包括提拔7名乡镇纪委书记,纪委没有参加考察,他竟一个也没有见过,常委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张建国认为,“武保安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武本人思想滑坡,人生观、权力观扭曲是主要原因。武任书记以后,主要精力没有放在考虑全县大局的经济建设上,而是只抓干部,并在干部调整中借机敛财,而且越贪越大、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其次,对县委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监督不到位,也是武走上犯罪道路的关键原因。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显然,县纪委监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级党组织和纪委对县委书纪的监督目前来说也是个空当。因此,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
翼城县副县长杨忠华说,武保安任县长时,上上下下都认为他政绩突出,上级表扬,下级称颂;更有甚者,紧随其后,拍马屁溜须,使其飘飘然,昏昏然。这样一个光环和环境,助长了武保安的个人主义家长作风,最终导致权力失去监督、失控。
翼城县委副书记刁纪普说,“武保安任书记几个月间,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乡镇主要干部调整,县直部门科级干部几次调整,都是依据他的意愿和衡量标准,具体操作调整的,搞得干部有苦难言。”
在分析武保安犯罪的原因时,刁纪普表示,武主管经济工作时间比较长,加上思想不健康,金钱对他产生了强大诱惑力,这就使得他贪婪成性,敛财聚财不择手段,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武保安一案教训极为深刻。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职权监督,是党风、党性教育、反腐倡廉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同级难监督,上级少监督,这就给一些党性观念不坚定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在这一警示教育中,我们深深感到强化党内监督何等重要!“说实在的,一个副职要是敢于同县委书记持不同意见,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翼城县委副书记李宝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