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务经济”中汲取养分多年的安徽，今年不得不面对一个“被动”局面：往年似乎只纠缠沿海发达地区的“民工荒”，竟然已经登陆这个内陆劳务输出大省。《工人日报》引述专家指出，“民工荒”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农民工群体正在形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力量，尤其是一部分“新农民工”。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预测，合肥、芜湖、马鞍山和铜陵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用工缺口”。而来自福建等沿海各省的缺工信息，更是此起彼伏。

　　“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整体短缺而不仅是熟练工短缺，是全面性而不是局部地区和行业现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表示，工资待遇低、权益得不到保障、农业收益的变化、制造业长期低水平发展、农民理性的回归等，是“民工荒”的直接原因。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其维护权利的愿望和诉求已让不少工厂感到压力巨大。

　　20多年前，肩扛编织袋、行色匆匆的进城农民工，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来临的标志之一。20多年后的今天，新一代农民工的壮大似乎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约在18~25岁之间。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生存状况已发生很大改变，观念也随之变化。“新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初高中毕业，职业期望值高，不愿干脏活、累活和收入低的活。打工不再只是为了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

　　报道指出，“新农民工”几乎“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供需矛盾，新的权益维护，新的用工需求……而“民工荒”的背后，正是“权利荒”：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维权途径等显性、隐性权利的缺失，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生活的改善形成鲜明对比。几乎20年未变的劳动力价格，更让重视自身价值的“新农民工”难以接受。

　　“不能用老眼光视‘新民工’为廉价劳动力，沿用管理其父辈的方式管理他们。”张丽宾说，城市要努力创造条件接受和吸纳他们，改善就业环境，尤其要改变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表示，在缺工的情况下，如果提高工资，将会减少企业利润；但如果低端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扩大内需又比较困难。“必须保障工资和利润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仅仅依靠人工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企业必须提高整体的竞争力。”

　　为此，张丽宾提醒人们注意“低技术陷阱”：由于劳动力极其廉价，导致投资者和生产者尽可能地少用先进设备和技术，对农民工奉行“拿来主义”而不加以培养。面对“新民工”，社会必须创造新环境，人力资源需要保护性开发利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