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土资源部通报了河北赞皇、安徽休宁两地严重违法使用土地案件，并表示将进行公开调查，并给予严肃处理。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当前土地违法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各种利益主体对土地的追逐使得执法形势相当严峻。

    有关专家指出，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的旗帜下开始的新一轮非法圈占违规批用土地，可能成为最后疯狂，“十一五”期间18亿亩耕地保有量红线将遭遇异乎寻常的挑战。

    土地违法，地方政府是操刀手

    张新宝说，在当下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成为主导因素。执法部门发现，在目前的土地使用中政府违法带有普遍性，“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政府或相关领导”；同时这种违法常常是以经济发展为单向度指标，政府在受查处时也惯用“发展是硬道理”来应对。

    “有的地方政府手中的钱不多，又互相攀比低价出让土地，怎么办？那就对农民实行多拿少给。”张新宝说

    国土资源部本次通报的“安徽休宁案”就颇有代表性。该县政府未经省政府批准，多次非法实施征地和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时还擅自同意采矿单位自行征地。该县国土资源局为沙石开发有限公司非法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造成非法占用和毁坏近300亩土地，其中耕地170多亩。

    不过，休宁县这种赤裸裸的违规在目前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和政策法规打擦边球。张新宝称，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采用拆分手段，化整为零批地。有的省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审批权下放给地市，调整基本农田成了一件十分随意的事情，“占用基本农田必须报国务院审批”成了一句空话。

    据统计，新《土地管理法》实施7年来，全国共发现100多万个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近500多万亩。这个数字，比2004年全国新增的建设用地总量(402万亩)还要多出近100万亩。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的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前几年违法用地平均占新增建设用地总宗数的34%，有的地方高达80%以上。国土资源部执法局在某地对其已撤销的部分开发区调查时发现，有将近一半的用地是租用的集体土地，连农用地转用手续都没有办。

    当最后疯狂遇到18亿亩红线

    日前，国土资源部公布了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也就是说，离“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未来5年耕地保有量18亿亩的约束性指标仅剩3100万亩。与此相关的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

    有关专家预测，随着中西部的开发和产业的渐次转移，中国将上演违法圈占土地的“最后疯狂”。国土资源部在此次通报中的说法给这种判断提供了注脚。张新宝说，执法部门已经注意到违法用地在跟着产业梯度西进。

    “较大规模的违法用地，随着一些工业项目向中西部转移而转移。”张新宝说，一些地方政府在无规划、计划的情况下，盲目签订协议，擅自承诺向开发商提供大量土地进行成片开发，有的一个协议就提供四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种做法实际是把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权拱手让给了开发商。”张新宝说，名曰“造城招商”，想演绎“草船借箭”，结果则是大量土地资源被少数企业垄断，同时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表示，东部地区的土地在上一轮建设高潮已经基本被圈占完毕，土地使用上的问题也已经暴露得差不多了，但是，在面对下一轮建设高潮所带来的相似风险时，我们仍然缺乏有力手段来应对，而只能听凭此种情况被复制。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形势更加严峻，因为离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18亿亩耕地的底线更近了。

    他说，虽然近些年来国家在土地使用监管方面不断发力，国土部门也不断发布各种政策，严把土地闸门策略，但是在宏观上始终未走出行政系统内部强化的路子，“始终是左手斩右手”，不能、不敢在更广范围内寻找“解牛”之道，从而致使问题走向死角。

    “土地闸门始终如同面对牦牛阵，随时都有被冲垮的可能。”这位研究人员说，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以及追求政绩冲动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和国家统计局农调司刚刚发布的“2006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对于土地使用的管理，我国仍是以行政和法律管理为主，经济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在流转市场，依然是双边垄断、行政干预和市场不完善；在所有权方面，农民的主体地位及拥有的民事权利仍然混沌不清；在监管上，地方政府将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职能集于一身，因此服从当地政府的局部和短期需要成为一个经常性课题。在此种形势下，土地非法使用的风险仍然存在，耕地保护的压力更加巨大。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违法主体，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不断强化着严守土地闸门的决心。正如3月11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面对中外记者时所说，“保有18亿亩耕地是约束性的指标，坚决不允许突破”。值得回味的是，一位网友在看完这场新闻发布会后说：“记者怎么不问问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来自哪里呢？有效的手段又在哪里呢？” （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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