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黑幕让检察官惊讶

　　有多年办案经验的望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柏林，向记者透露了这个黑幕中令人惊讶的细节：“一个医院的器械科长，仅上任一年多，管的也只是注射器、绷带、纱布什么的，但他却平均日进三千多元。他说自己开始很谨慎，他还清楚地记得人家给他第一笔钱时，他把4万块钱一下扔出了窗户，但是到后来就顶不住了，以至于是谁给的钱、给了多少，他都记不清楚了。”

　　望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世刚也对记者表示，在接触案件了解真相后“很吃惊”：

　　“我们发现不仅医生们谁开方子谁有钱，甚至连谁去扎针都得分这个钱。比如药物的利润到医生这里有10块钱，开方子的要8块钱，剩下的两块钱就是护士的了。医护人员按比例分钱，很明确。”

　　“很多药不是新药，只是换个外国名字，价格就马上从5分提到5块钱，其生产成本没有提高，但是利润却提得太大了。药品不同名，你用哪个厂家的就有哪个厂家的实际利益。对经销商来说，用我的品牌的我就给你回扣，我就是没有利润也要花钱打通关节，为长远利益铺路。而这些不合理的钱最终都加到了患者身上。”

　　望花区一位资深办案检察官记得在办理一起案件时，涉案人既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心血管支架手术专家。他四十多岁，正值经验丰富、年富力强之时。在他到案前，望花区已经抓了好几个人，整个医疗系统都风传谁谁出事了。到案后，他不吱声，问到关键问题就说没有、不知道，讯问开始时很不顺利。当检察官用扎实的证据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后，他交代的第一笔受贿款就高达16万元，是心血管导管的回扣。心血管导管的经销商分几次给他32万元，作为使用其产品的折扣，他留给手术科室16万元，剩下的16万元自己揣进了腰包，手术科室的人都不知道。由于经销商代理的是国外进口产品，该产品在国内不生产，技术含量高，价格定得很高。利润增大以后，就有了搞回扣的空间。

　　“像心血管导管这类产品，国家应该对其有严格的监控，允许正常提价，但要有个合理价位。当利润空间特别大的时候，拿一大块利润下来行贿，就很容易产生腐败。”这位检察官说。

　　检察官解剖医界潜规则

　　医界灰色收入的潜规则为什么能衍生这么多年？

　　一位医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诉苦道：“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一个骨科医生，一天要做四五台手术，还要管一个病区的患者，还要出门诊，门诊病人排着大队等着，医生连午饭都吃不上，而医生手术超过4个小时，只能得到8元钱的误餐补贴……”

　　抚顺市望花区检察官在查处医界商业贿赂案时承认，他们在界定相关行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时有过犹豫。

　　“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医生与行政人员不一样，这个行业要求医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医术技能，以手术医生为例，其心智和体力的劳动付出，与行政人员的工作强度及标准要求有很大不同。有些大型手术，医生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连续操作，这种付出要值多少钱？可以说，目前医院给出的加班费不足以抵值，这是事实。”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多年前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全国治理红包，医疗界得有一大批精英倒下。为什么？患者送医生红包是自愿行为，是对医生提供的技术服务的认可和感激，由于是技术服务，就存在着水平优劣的差别，技术出众的医生应该收得多，多年来已经成为医疗界出诊行医的一种惯例，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医生收红包现象虽然一再被卫生部门严加防范和禁止，却依然在现实中存在着。

　　“医生收红包怎么界定，并不是个容易下结论的问题，需要对相关案情做具体分析。而像医疗器械的采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这是容易确定罪与非罪的。”

　　望花区检察院政治处主任王丽娟曾经从事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她认为科研人员和医疗人员这两个群体人员的法律意识要比其他群体强，但是他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确实存在欠缺，尤其是医生向患者提供技术服务后是否应该获取回报，缺乏清楚的知识。当法院接连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医疗卫生人员的犯罪一一判决后，许多医院的领导主动与检察院联系，希望检察官向医院提供案例内容，详细讲解如何知法守法。

　　望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世刚告诉记者：“现在社会大环境的观念和舆论转变了，过去叫红包，红包让人感觉是纪检部门管的事，医生不应该收红包，收了违反职业道德。现在叫商业贿赂，是犯罪。通过办案，我们发现越高精尖的知识人才，相对来讲越不大了解社会，自身封闭，对法律了解得更少。

　　张世刚记得，在一次讯问开始时，到案的那个人说，哎呀你们可查我了，查完之后，你们觉得我哪些不该得的，你们拿回去。“他没认识到自己犯了罪。”

　　“咱们对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是用真情打动他们，一是把政策讲透讲明白，案子办起来并不难。”张世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