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耀星1200万元的惊人受贿案，法庭必将作出公正判决，他亦必将受到法律严惩。然而，围绕其犯罪情节的轻重及功过而出现的些许言论，却让人迷惑不解，所传递出的“轻判”的信息导向令人寻味。

　　先是有人着意提及他“抗非功臣”的身份，“在工作期间作出重大贡献”；后又有“怜惜者”强调他有“自首”、“重大立功表现”和“全额退赃”的情节，认罪态度较好；最后连他的糖尿病和高胆固醇也端了出来。目的无非是淡化罪行，为其“减轻处罚”提供依据。然而，罗耀星在抗非之前就已收受贿赂，抗非是他的本职工作；自首和退赃，也只是东窗事发后的无奈选择。判案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宜偏重其态度的好坏，如果对千万元的大贪官也过多地强调其“表现较好”，在观念导向上恐怕与法理不合。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应从两方面看。如果坦白了也不能从宽，那就会无人坦白，不利于案件的侦破和当事人的改造；而“从严”也能对顽固抗拒者起震慑作用。但如果“坦白从宽”成了罪犯的策略底线――大不了坦白交待，总不至于重判――也不利于遏制犯罪行为，还会在客观上助长“轻判”的侥幸心理。因此，关键是要掌握“从宽”的度，对案发后而不是案发前的自首、退赃者，应当慎言轻判。

　　就罗耀星而言，利用手中职权索受这费那费，短短几年间受贿的金钱多得记不清，还创出租房藏赃的新闻。难道他不知道是严重犯罪的么？其手段之赤裸，金额之巨大，心态之坦然，连同事也不回避，我看行贿者也要自叹不如。以我国刑法对贪赃受赃的量刑，1200万够死上几回了！若尚可轻轻发落，则贪污受贿之风，杜绝更难矣。

　　笔者无意怀疑法庭将会作出公正判处，只是对种种“轻判”的言论感到不安，姑且以正“辩风”。(贺贝)